「在地景景觀的背後，在工具器械的背後，在看來最形式化的文件與制度背後，就是人本身。歷史研究想掌握的，也就是這些人。」1929年，由於不滿當時法國史學界劃地為限、自足於史料與制度史煩瑣考證的風氣，布洛克奮然與費夫爾豎起《年鑑》的大旗，力倡回到以人為中心的歷史研究。時至今日，「年鑑史學」已蔚為當今史學巨流，透過本書，可以清楚看出這位奠基者當年為他們所揭櫫的綱領。

　　歷史有什麼用？歷史要如何研究，或者說，要如何來讀歷史？在本書中，布洛克再三強調，愈是能了解生活於歷史上與現在社會的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壁壘就愈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分明。從現實生活體驗歷史，由歷史研究返照現實與生命，這是布洛克一生的理想，他自己的確也已實踐。

　　「簡言之，在歷史研究裡，一如在其他地方，原因是不能事先設定的。我們得去尋找……。」《史家的技藝》一書擱筆於此，這句話也如實點出作者一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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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告訴我，爸爸，歷史有什麼用？」

　　幾年前，一個與我關係至密的男孩如此詢問他那歷史學家的父親。我希望我能夠說，這本書就是我的回答。對於一位作家，我想最高的讚譽莫過於說他能夠對學者及學校的小孩用同樣的語調講話，然而，這樣崇高簡單的事，畢竟是少數出類拔萃的人才享有的特惠。無論如何，雖然當時我或許不夠能力滿足這個小孩對知識的渴求，他所提出的問題，此刻正好讓我拿來當作起點。可能，有些人會認為這是個天真的問法，但我卻覺得這是至為確切的問題。這個問句，帶著那個執拗的年紀令人難堪的率直，其所提出的問題，無非是歷史學的正當性的問題。

　　於是，歷史學者就這樣被要求說明他自己！他如此做，並非毫無一絲內在的顫慄。有哪一個藝匠，在老於本行時，能不悚然而驚地自問是否明智地花費了一生呢？這個問題遠甚於職業良心不足道的不安。的確，我們整個西方文明是與之相干係的。

　　因為，我們的文明不同於其他文明的地方，在於其一向極端注意過去。不論是基督教的遺產抑或古典的遺產，無不包涵這個特性。我們最先的主人——希臘人與羅馬人——是撰寫歷史的民族。基督教是歷史學家的宗教，而其他的宗教體系則在幾乎外於人類時間的神話裡建立他們的信念與儀式。基督教的聖典是歷史書，並且，他們的禮拜儀式記載著教堂紀年、聖徒生活，併同神在塵世的經歷的情節。就另一更為深遠的意涵而言，基督教更具有獨特的歷史性格。介於伊甸園的墮落與最後審判間的人類命運，在基督教眼中，是一漫長的旅次，而其中，每一生命，每一個別的「朝聖」過程，都是此一旅次的反映。只有在時間裡，因而也是在歷史裡，作為一切基督教思想之軸心的原罪與救贖的大悲劇，始能展開。我們的藝術，我們的文學巨構，迴盪著「過去」的回聲。我們的實行家不斷地把真確的或所謂的歷史教訓掛在嘴上。當然，我們應該注意到同一文明內各種不同的群體心理間的微妙差異。舉個例子，許久以前，庫爾諾（Antoine Augustin Cournot）即已觀察到：群體的法蘭西民族，永遠傾向於以理性來重構世界，遠不及德國人那樣熱烈地活在群體記憶之中。無疑地，文明也會改變。我們的文明有朝一日或會擺脫歷史，這事情本身並非不可思議，而歷史學者最好思索這個可能性。如果他們掉之以輕心的話，危險的是，較正確的歷史將會湮沒在曲解的歷史之中。然而，要是真的到達了這個地步，代價將是與我們最恆定的知識傳統發生深遠的決裂。

　　目前，我們的討論僅到達探索良心的階段。的確，每當我們嚴格的西方社會在成長的持續危機中，開始懷疑自己時，總是自問在嘗試向過去學習上是否做得好，是否學得正確？請讀讀那些戰前寫成的東西，或是今天所可能寫的東西：在時下吵雜的牢騷中，你幾乎必然會聽到上面那種抱怨。我本身湊巧有機會在大戰正酣的時刻耳聞此一抱怨的迴響。那是1940年的6月——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正是德國進軍巴黎的日子。在諾曼地的一個花園裡，我們這群離軍散隊的參謀們把無所事事的時間花在再三斟酌這個災難的原因上。我們當中的一個人自言自語道：「難道我們真的得相信，歷史已經出賣了我們？」就這樣，一個成年人以辛酸的聲調道出的焦慮與那個少年單純的好奇心不謀而合。兩者都要求有個答案。

　　「歷史有什麼用？ 」

　　在這裡，「有用」是指什麼？不過，在進入這個問題之前，讓我插入一句道歉的話。我目前生活的環境，完全不允許我涉足大型圖書館，加上我自己書籍的遺失，迫使我只能依靠筆記與記憶。我在這本書中打算描寫的歷史工作法則的實踐所要求做到的，補充閱讀以及仔細核對，這兩者我都做不到了。將來，我有望彌補這些缺漏嗎？我恐怕永遠沒法做得完滿了。因而，我只能要求寬容。我或該說：「我承認有罪。」但若不是如此，而我這樣做的話，未免是太僭越地要去承擔起命運的罪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