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好幾年，海派作家金宇澄的小說《繁花》成為藝文媒體的常客，無論是它所斬獲的書獎、文學獎，還是由它延伸出去的蘇州評彈、舞台劇、電視劇，常常被人談論、讚賞。除此之外，其謎語式的人物、敘事結構、所脫胎的網絡寫作、「一萬個好故事爭先啟後地起跑，衝向終點」等重要特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為人津津樂道。但無庸置疑，這部小說做的最好的部分，其實是它的語言。按照金宇澄本人的說法，《繁花》處於一種雙語的狀態：既保證中文讀者能夠順利地以普通話進行閱讀，又不妨礙滬語系統的讀者以滬語通讀全文。

這樣的效果，仰賴於金宇澄以滬語思維創作的努力。結合無數個歷史夾縫中的好故事，《繁花》綻放為一部真正的城市小說。我們甚至可以說，城市才是這部小說的主角。儘管小說的確有三位男性主人公——阿寶、滬生、小毛——貫徹始終，但他們和圍繞在他們的身邊的人，更像是編織上海的針腳，一種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狀態，誤用巴赫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評價來說，就是：不同的聲音唱著同一個題目。《繁花》的題目，就是上海。

外部人說起上海，想像未必很豐富，「摩登都市」是通常的描述。因此，讓很多人意料不到的是，上海其實也被稱為中國工人階級的發源地，而當時所謂的「蘇北人」，則是這一階級的主力。「蘇北」是江蘇北部多個地域的合稱，前者在十九、二十世紀遭遇無數天災人禍——如太平天國或者淮河改道，其治下的人民不得不顛沛流離，上海成為他們的目的地。

在過去，蘇北人和來自其他籍貫的赤貧人，基本上只能住上海條件惡劣的棚戶區：蘇州河畔、潭子灣，他們是上海精英團體的眼中釘肉中刺，是貧窮、落後、骯髒的代名詞，專門留給他們做的工種也侷限在拉黃包車、澡堂搓澡、理髮剃頭等低賤、卻又遍布上海的活上。

然而從《海上花列傳》以來，除了部分臉譜化的左翼文學，海派文學很少觸及這一塊，尤其是上世紀九○年代之後，當「懷舊」成為全球性的熱潮，人們在現代性的心緒中懷念往昔，難免溢美，也難免剔除不夠甜美的記憶。因此，《繁花》的不同，是它存在著不少紀錄毛時代（即毛澤東時代，1949～1976年）上海工人階級的生活區域——滬西大自鳴鐘、曹楊新村——的努力。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這一努力起碼能夠達致兩個結果。首先，是我們終於擁有了另一種區別於「摩登都市」的方式來想像上海，金宇澄筆下的工人聚居地，不僅談不上時尚、先進，甚至相當逼仄、簡陋、鄙俗。連綿的瓦片之下，每一個房間都蝸居著四五口以上的人，工人早班晚班，投身於領袖偉大的現代化藍圖之中，空氣中充斥加工組的機床聲、蘇州河輪船汽笛聲，兼棉花廠、造紙廠中冒出的腐臭味道。

其次，是一度被左翼文學聖潔化的工人階級，在金宇澄筆下成為普通人。不妨以周而復《上海的早晨》作為對照，《上海的早晨》最早寫於一九五○年代初期，那時中國大陸民眾對未來都還相當樂觀、熱忱，周而復筆下的國家新主人——工人階級，與等待收編的資本家，呈現強烈的黑白對比。工人永遠聰明、勤勞、無私，對黨一片忠心，而資本家則向來卑鄙、愚蠢、心懷不軌，妄圖破壞革命。人的高下，由階級來賦值，而非自我的修行。《繁花》寫的卻是不太高明的工人，他們固然感到需要對領袖保持忠心，同時卻又難耐自我的慾望：對金錢、對飲食、對住宅，故而一肚皮「不響」的怨氣。兩本不同時代的小說，刻畫完全不同的工人生活，微妙地燭照著大陸民眾史觀的變遷，其實是很有趣的。

當然，《繁花》不僅寫毛時代的工人階級，也寫小資家庭、軍人家庭，如《海上花列傳》，所有的家庭皆精確到里弄，是一副真正的上海里弄索引圖。可惜這些描述基本止於毛時代，到了1980～1990的故事脈絡中，由於中國經濟起飛，條條弄堂漸凋零，座座高樓拔地起，小說主人公開始流連於一場又一場宴席，閒談不斷，桃色不斷：上海開始變味了。

有意思的是，我們是透過一個鴛鴦蝴蝶派的「情真」系統，看到作家對上海弄堂衰亡的哀悼。金宇澄從不否認他的語言與鴛鴦蝴蝶派的關係，但或許連他自己都沒意識到，他還依循了鴛鴦蝴蝶派的情感結構。讀鴛鴦蝴蝶派鼻祖吳趼人的小說，我們很容易看到吳趼人處處強調「情」字，在他眼中，情不限於風月，也關涉民族、家庭、朋友。但很顯然，由於鴛鴦蝴蝶派的言情性質，小說大抵都在描述男女之情，更精確而言，是女性的感情。藉由對「情」堅不可摧、感天憾地的渲染，吳趼人明目張膽地將其與「貞」扣在了一起，為貞節找到了現代化的合法途徑。《繁花》雖著力刻畫女性的性自由，但很顯然是不太贊成的，書中那些沒有來歷的女性（一如《海上花列傳》中沒有來歷的女性），無「情」無「貞」，總是妄圖以性資本奪取男性的經濟資本，又總是走投無路，下場淒涼。對比毛時代那些情真意切的鄰里美談，八○、九○年代的故事藉由對「情」與「貞」衰毀的書寫，成全其哀悼。

青春不再，真情不在，人生渺渺，歲月茫茫，無論發生過什麼，都要奔向毀滅，或者走入虛無——而虛無，是小說的基調。如小說的主人公們，自小由於特殊的歷史環境，導致命運無法自主，故而雖曾歷歷走過他們的童年、青少年、壯年，內心卻自始至終維持著等待被拆毀的狀態，像書中的姝華，在16歲那年被迫離開上海，去東北支援上山下鄉運動，異地的淒慘，令她發瘋。在真的瘋掉以前，她曾寫信回上海，告訴崇拜領袖的滬生：我們不必再聯繫了，年紀越長，越覺得孤獨，是正常的，獨立出生，獨立去死。人和人，無法相通，人間的佳惡情態，已經不值一笑，人生是一場荒涼的旅行。

對於拆毀無盡的城市而言，又何嘗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