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逸作為一種武器:沐羽談《煙街》

2022-03-08
作家
鄧觀傑
關鍵字
活動攝影

沐羽煙癮不輕。訪談在冬天,我們在台北咖啡店的吸煙區,不到一小時就抽了三根。大風吹散香煙,沐羽的粵語口音濃厚,跟我們說起《煙街》。

《煙街》雖然是香港新生代作家的第一本書,但沐羽的名字,對台灣讀者可能不算陌生。從香港到清大念台文所,沐羽拿過台北文學獎、月涵文學獎,在港台文學雜誌和媒體上,也積累不少評論和採訪。學院、文學獎、雜誌,從香港來的年輕作家,沿著台灣文藝青年的路徑穩步前進。

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

「我大學念的是浸會大學人文與創作學系,但大一大二都在喝酒抽煙跑學生會活動,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沐羽告訴我們,真正開始認真思考寫作是大學的第三年。那是2015年,雨傘運動後的第一年,時間開始變得緊迫逼人。

「我當時整天把自己關在圖書館裡面讀書,開始思考自己到底為什麼而寫?到底要寫什麼?而讀最多的就是台灣文學,像《遣悲懷》、《白馬走過天亮》、《Salsa》對我影響都很深。」在畢業以後,沐羽加入了香港媒體的哲學版面「哲學01」,當時他們的哲學普及工作在香港頗具號召力,也成為沐羽接觸哲學的契機。他說:「當時的主管同事都是瘋子,上班忽然興致來了,就抓人來喝酒聊德勒茲。」但工作一年之後,公司內部開始出現權力和路線之爭,不願意牽扯入內的沐羽,辭去工作,決定要到台灣念書。「當時我確定哲學不是我的路,英文不好、又不喜歡古典,這樣刪去法下來,就決定來念台文所了。」這些駁雜的空間和養分,不斷地出逃與嵌入,最後凝聚成《煙街》這本奇特的作品。

逃逸

《煙街》帶有強烈的空間印記,裡面的角色經常狂躁地抽菸,急切地充滿逃走的慾望,逃到香港、台灣、日本、白羅斯,乃至於外太空 ……即便身體被禁止,仍在顱內不斷展演時間與空間的逃逸。

「整個香港都在逃離,我回去的時候,身邊的人都在討論移民的方法。」

從2019年反送中運動開始到現在,已經有兩萬三千多人移民到台灣。這還沒有算正在移民路上、或是遠道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地的人。

沐羽認為,這種逃離的慾望,並不專屬於香港人:「實際上每個人都有逃離的慾望,逃離意味著『我想要成為我所不是的人』,這不是說真的想要離開,而是想要從一個關係裡面脫出來,從日常的軌跡出走。」

脫出、離開、逃離,這些詞彙瀰漫消極意味,但沐羽卻在當中看見更為積極的意義:「德勒茲的游牧論有個基本的定義:逃離是為了尋找武器,回來戰鬥。從一個僵化的生活、充滿教條的空間離開之後,出逃的人會不停地用新的經驗去碰撞舊的經驗,在這種經驗對比之中,尋找新的武器來抵抗僵化。」

如此,香港的大逃離因而不必只解讀成「暴政下的流亡」,而可以是充滿動能的運動。也因為每個人抵達的遠方不同,所見的經驗不同,他所尋獲的武器自然也不同,在這種種差異中組合出新的香港面目。

如果是這樣,那我們勢必需要追問:《煙街》是一部什麼樣的武器?

這時或許可以回頭談談煙。

煙是貫穿整部《煙街》的核心,也是小說本身的轉喻:它逃逸又殘存,它在場又不在場,既是容納一切的救贖之地、又是香港口音的標記。

但為什麼是煙?他說:「在我看來,寫作就是一種把內容覆蓋過去的東西、一種加工和轉化的藝術。而這些煙、霧,包括我的名字中的羽,都是一種覆蓋思想,把思想變得更好的一種東西。」

沿著這道軌跡,沐羽又回到了香港:「抗爭和抗爭的創作也是如此,要如何有效地覆蓋?太近的話是一種宣傳品、是吃人血饅頭,太遠的話這個東西又無效、冷血。這種覆蓋之物和被覆蓋之物的差距、這兩者之間搖擺,是我最著迷的地方。」

「但對我來說,小說就是一種效果論的產物,它會不斷在這兩端間不斷拆卸重組。就跟香港一樣,在動態的過程中逃離僵化。」

煙街與香港

或許因為如此,《煙街》裡面可以清楚看見一種獨特的、連綿不斷的逃逸姿態。然而這種看似浪漫的姿態也有其風險,流動的人永遠處於兩端之間,終有一天會陷入尷尬的「中間狀態」。

在《煙街》的〈跋〉中,沐羽用了一連串的否定,宣稱這本小說不代言、不獻禮、不記錄、不發聲……如果是這樣,那這一份武器要如何被使用?我們是否還能指稱《煙街》為「香港小說」?

「我認為《煙街》還是發聲了,但它發聲的方式不是所謂『為香港人發聲』,而是各自獨立地站在一起發聲。我想香港人不是一個密合的圓柱體,是像一捆筷子那樣被綁在一起,大家在自己的範圍裡,互相為彼此做點事。」他說,「所以我也很感謝那些認為我跟他們站在一起的人。」

「然而這件事的反面是,當我們同時面對不同的人,我們會陷入一種當機狀態:所謂的自己是空的,被其他人所填滿。而且當大家都是獨立的個體,那就表示說,沒有人能宣稱自己是香港人。」

如果是這樣,誰能夠宣稱自己為香港寫作?香港作家要怎麼講香港故事?這些問題很容易導向一連串資格論的拷問:在運動中有沒有衝前線?有沒有被打?有沒有坐牢?……而這些問題的終點實際上是:你為什麼沒有死?

面對這種尖銳的質問,沐羽的回答並不樂觀:「香港人的困難是,我們沒有退路,因為後路已經被抽走了。這就是後殖民的情境,原本的土地已經消失,你沒有地方可以回去,只能不停努力地為自己建造新的後路。」

然而在看似頹喪的結語中,沐羽再次施展他逃逸僵局的技藝:「眷戀過去不可能,但我們可以把希望投射到未來的地方,努力做出一個更好、更精緻的空間,留給後面的人去使用啊。」

如此,樂觀與頹喪並存,沐羽的書寫猶如某種清醒的夢境,透過不斷地逃逸與變形,為他自己與命運相近的同代人重鑄新的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