錨定改編的方向
徐麗雯（以下簡稱徐）：會和俊耀結識，正是因為「改編」，他有幾年著手黃碧雲的《七宗罪》改編，當時的我是黃碧雲的迷，在《破報》看到徵選《忿怒》的演員，不假思索地前往，製作端是誰完全沒有概念，抱著「同好會」的心情去參與。《忿怒》是一齣雙人戲，一個人得分飾多角，作為我人生中第一場劇場售票演出，且因為這齣戲的諸多質地，定錨了我對於演員之道的某些追求。雖然不是自己動筆，但從黃碧雲的文字裡，翻湧至俊耀的劇場改編，以演員的身分，用身體、聲音和心靈，去感知、去介入「改編」這件事。我必須誠實地說，黃碧雲作品裡的那些文字，在初讀時，就覺得它們有被讀出的衝動，那些韻與回還，就是要跺出步子來、擊出掌血、奮力發出瘖啞來。書讀不爽可以放下，演出卻不能停，劇場要處理黃碧雲得承載的壓力，我在十多年前的當下並不曉得，現在回想起來，胃就泌酸。
高俊耀（以下簡稱高）：我不算黃碧雲迷，哈。第一次接觸她的《忿怒》是因為尹真要做獨腳戲，找我執導，完成後意猶未盡，碰巧遇上了台北藝穗節，改以雙人對手，延續忿怒餘燼。我習慣讀小說時讀出聲音，雖不是迷，卻一下被陡峭的筆觸網進她編織的文字底層。原著就是以華粵語纏繞的聲韻來傳達人物駁雜面貌，改編的挑戰來了，劇本要照顧原著到什麼程度？忿怒源自何處？被人踐踏、為人遺棄、無視、自我厭惡？如此往返再三，屢試屢改，奮力讓文字化成劇場裡肢體聲響的張弛，並向身後無數瘖啞的影子低頭致意。我想有這麼多版本來自於每每重讀的悸動。後來麗雯的參與，她犀利而睿智的提問，攪動了虛實清晰的邊界，在作品底下豐富了無法言喻的人生暗本。現在回看，起始的改編動機，除了受委託，重要是自己要喜歡，要有感覺，更妙的是，是閱讀時聲音意象跑在更裡面，錨定了戲的方向。
文字與畫面的挪移
徐：影視或劇場都需要經營畫面，因此，常常聽到改編一部文學作品的動機，都是因為原著讓人讀起來「很有畫面」。那麼，很有畫面究竟是什麼？白描？情節？戲劇性？角色立體？如果原著已經令每個閱讀的人充滿畫面，那為何我們還需要將「眾人」腦海裡的畫面「落實」，來經歷一場吃力不討好的「想像聚焦」？所以每次我聽到因為「很有畫面」而興起了改編的念頭，都會覺得：「喔不！我有我自己的一座巧克力冒險工廠」，那是我從初讀原著時，一個一個想像的細節於午夜夢迴堆堆疊疊，花了二、三十年所建起來的，我一點也不想看提姆Ö波頓的工廠長什麼樣子。所以當我應允了一場改編，我的選擇就不會是實化（石化？）之。相較起來，詩比小說散文有更大的間距與稠度，關於畫面，也有更廣袤的想像，以詩作為改編成影像、劇場的素材，真的不多見。
高：黃碧雲說過，她「是以小說來寫詩」。小說有人物、情節、對話，詩可以「啪」一下全撤掉，從語言規範逸逃出去，歧異是玩味。曾將馬華詩人木炎詩作改編成演出，我嘗試用大量的沉默和支離破碎的字詞，擴延原詩意涵，並放置到殖民史脈絡來談語言政治意識。結束後，喜歡的覺得詩句彷彿是拾字撿骨的招魂儀式；不喜歡的認為已經脫離了原著，與詩作無關。於是我們來到了改編的老問題。
徐：對於「改編」的界定眾說紛紜，對於再詮釋、再創作的定義存有可挪移的邊界，然而有人貼心地生出「靈感來自」（inspired by）的加註，似乎多少使「意圖改編」的創作者們鬆了一些神經。是的，看到這裡，你需要去釐清adapted／retold／inspired等字，才能在它們之後加個by，更或在by之後寫下自己的名字。不知道是不是一種缺陷，我常有看過即忘的能力，不管是影像作品或書籍，觀閱的經驗過後，時隔多時再遇，一切便又如新，那麼，哪天若我寫就了一些什麼，會不會以為那是自己的？曾經見過的，卻忘記了的，可不可以算是初遇？世界上沒有新鮮的事，那原創是否不可得？
高：我相信這種能力是反芻後的祝福。記得我的畢業論文是把《哈姆雷特》改編成馬六甲王朝《依布拉欣王子》，結尾因應民族性，我做了很大膽的調整，讓王子放棄復仇，當場引起了爭議。有名口試委員認定這算「自己創作」，不算「改編」，要論文重寫。我當場愣住，幸好指導教授拍板論定：「改編即創作。」其後，心裡盤旋著你提到的「邊界的挪移」，面對原著，我們能鬆動的界線在哪？到哪？如何在作品與觀者之間形成某種共感，進而共識？來回返復，若即若離，宛如死亡再生，一個生命體對另一個生命體，在時間和命運的維度裡，映照創作的熠熠火光。
關於王定國小說的改編
高：似乎互文式的改編方法是我的創作習慣，錯置、倒裝、拼貼，密碼是為了解碼，隱密是為了打開。改編王定國小說來自符宏征導演的邀約，停停寫寫花了近三年，彷彿陷在茫茫阡陌中，不確定哪條通往哪處。初讀小說時如靜夜一個人的低迴呢喃，羞怯、細瑣而沉著。默想生活，可能我一樣在中年關卡，感受到那分因諸多缺憾而形成的失語狀態，想說卻找不到語言，說出口時卻說不到點上。當然，同樣中年又是男性，不意味一切就水到渠成，理所當然。終究感受到彼此內在質性有某種細微分岔、錯開，沿著走下，儼然是兩道風景。所以改編《誰在暗中眨眼睛》時，就找了《那麼熱、那麼冷》來參照，之後順著他的創作軌跡找到《沙戲》，還有散文《探路》和《企業家，沒有家：一個台灣商人的愛與恨》等。以某種摹寫方式接近小說底氣，距離是尋索的意義。究竟是什麼時代什麼環境造就了這樣的身影？寫的時候，就把旅途中種種瞬間交織成不同生活切片，讓不同階段不同作品在劇本互文性地相互構成，企圖縈繞出更特殊的情境氛圍，以另一種纏綿方式來面對世界吧。
徐：改編王定國〈落英〉的過程，歷經了近兩年，每每在放置一段時間，重新碰觸劇本的時候，常會覺得某一部分也寫得太好了，不禁一面驚喜一面懷疑，回翻原著，非要找到「那不是王定國的」或證實「那是王定國的」，才能安然一些――安然於「自己果然沒有那麼有才不要想太多了」或是「還真喜歡自己寫的一些小東西而感到欣慰」。總之，諸多以為自己就是原作的錯覺，有時候和演員進入角色彷彿有著根柢上的共性，那些「漫漶」的部分，或許是過程中的必要之「惡」？要說以竊以盜也沒有什麼不對，但後來的成品絕對也和「原本」不一樣了。仿作、贗品、改編……，蓄意擬得越不像，愈接近創作嗎？也曾這般思索嘲諷。最後可能還是得回歸到，究竟想從原著中提煉出什麼？什麼是自己想說的？而這個「自己想說的」能找到多少與觀者的共感？這好像是一場改編成功與否的主要條件。這份共感，需要連結改編者與原作、觀者與原作、觀者與改編作……等多重交互。改編和自己的關係是什麼？呼應了自己什麼樣的生命狀態？這場改編想繼原作之後，再和這個世界發生什麼樣的關係？這些應該是改編這個行為最需要檢視的事。如果只基於純然想要推廣或介紹一個好作品讓大家知道的心情，那不如老老實實地做會令人拍手的翻譯。別再說什麼「忠實」改編了，世界上可以說根本不存在有那種東西。
符導向我提出〈落英〉的改編邀約時，我第一時間翻了小說，喜歡當然喜歡，但是裡頭的角兒都是男人，還有中年、金融、房地產……，想找我改編？是不是找錯人了？心裡尋思符導會提出邀請，一定有他的緣由罷，索性又耙了王定國的相關訪談和作品，之後，我就很坦率地跟符導說：「我不會。」但是我們都知道彼此都很喜歡王定國，加上疫情地半推半就，我漸漸覺得自己好像可以試著把王定國〈落英〉裡始終存在卻又朦朧的女子，寫「出來」。不能說從「我不會」就「會了」，但是將「雪」「顯影」，的確讓我開始感興趣了。而且愈寫，愈不在乎原著怎麼想。當然，那份在乎可能其實是悶燒著，會在王定國本人坐在演出觀眾席時劇烈噴發也說不定。
高：這讓我想到兩次和黃碧雲不期而遇的經驗。一次在澳門，我們在某大樓排練，突然她在排練場門口探了探頭，經過，我愣了愣，真的是她嗎？應該是吧？雖然之前演出了好幾次她的小說，但聽編輯好友轉述她都在國外生活。後來索性走出門外瞧瞧，遇見一群來場勘的人們，卻看不見她。另一次在上海演出幾米繪本音樂劇，填詞人是她好朋友，她來看戲，然後我們就在後台碰面了，或說，「相認」？！當時我們合照，後來向她好友詢問照片檔案，不曉得為什麼就一直沒回音。總之，兩次都很不真實，不在台北不在香港，更不在她小說世界，在沒想過遇見的地方相遇，感覺很「王定國」。
話說回來，記得那天讀劇，邊聽邊懸著，彷彿和漢賽爾與葛麗特一樣，在路徑撒下麵包屑，然後聽著演員聲音逐字逐句撿拾起來，在壓抑地訝異中，凝視著一片荒蕪，默想當時種種，人與處境，殉落與盛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