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敬愛的俞允平先生在瘟疫蔓延的冷冬中大歸，我沒去送行；整個年節，我在台北住家書房、學校研究室，還有草屯老家兩壁書廚，尋找和俞先生有關的隻字片語，聯綴成篇以為悼念。

結緣

一九八○年代之初，我有一個關於古典文學的主題寫作—從詩經、楚辭、兩漢樂府一路探討感時憂國的詩人及其作品。本來講好了在《幼獅文藝》發表，刊出三篇後，主編段彩華先生可能認為我寫得太長、太嚴肅，並不怎麼歡喜，我於是把寫完的第四篇交由張默先生主編的《中華文藝》發表，心想就算了。

好友蕭蕭覺得可惜，建議我寫下去，介紹我和俞允平先生認識。蒙俞先生慨允，1982年1月起，我開始在《文藝月刊》寫「詩心與國魂」專欄，連同前面寫的數篇，後來結集成《詩心與國魂》（台北：漢光，1984）；1984年1月起，我又在《文藝月刊》寫「美麗與哀愁」專欄，連同次年在《快樂家庭》寫的「古典的抒情」專欄，結集成《相思千里》（台北：業強，1991；台北：九歌，2000）。

這兩本書皆古典詩歌普及化之作，一彰明人間大我的國族之愛，一探求個人小我的情愛因緣，在此之前，我曾探討六朝詩學，寫過選讀白居易、賞析古典絕句的專書。於今想來，為《文藝月刊》寫稿的那幾年，我一次又一次藉著詩歌進入古典文人的內心世界，出之以易感可讀的文字篇章，我大量閱讀，豐盈而自在；爾後我走向近現代、走向台灣及東南亞，走向複雜而糾葛的現實，愈來愈少有機會細細品賞古典詩那些清詞麗句了。

俞允平與《文藝月刊》

《文藝月刊》設址於博愛路，那時我幾乎都是自己親送稿件。辦公室有點寒酸，幾張辦公桌、幾部打字機、幾個人，但有俞先生爽朗而親切的笑聲，和陳啟人經理略帶嚴肅卻也明快、厚實的應答聲。怕打擾太多，我通常不久留，而俞先生總送我到樓梯口，然後我就等著看自己熬夜寫出來的文章，等著收到當時對我頗為重要的稿費。

於我而言，《文藝月刊》就是一本文藝刊物，後來我知道，它是軍中文藝運動發展出來面向社會的，且是以青年為主訴求，基本上屬於公辦民營，發行人是小說家尼洛（李明），他從第96期（1977年6月）接辦，從第102期（1977年12月）開始，俞先生從一夫（趙玉明）手中接下主編一職，直至第255期（1990年9月）該刊停辦。俞先生始終秉持發行人的指示：「多刊青年作品，擴充文藝人口」，盡心盡力操持編務。

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別深刻，1982年9月和12月，《文藝月刊》分在南北各辦了「青年文學座談」，北部在救國團的復興山莊，南部在佛光山。俞先生邀我出席北部場，並要我寫一篇論文。我的題目訂為〈返鄉題材小說的分析〉，擬討論林懷民、銀正雄、履彊、吳念真、顏崑陽、陳雨航、黃凡等人的返鄉小說。在鄉土文學論戰及美麗島事件之後，我的論題有點小敏感，我想李、俞二位先生必有斟酌，他們沒反對我的題目，其中大有可想像空間，但我始終沒問。

和俞先生培養起來的情誼純粹而溫馨。我那時是文化大學中文系的博士生，在台北內湖德明商專任教，也兼編《商工日報》副刊，稍後更接手《文訊》雜誌編務，相當忙碌，但我常在各種文藝場合和俞先生相遇，他總殷切探問近況；有時也通電話，談些文壇大小事。有幾次要我推薦青年學者或評論家寫專欄，記憶所及，我推薦過龔鵬程寫「文學散步」（即《文學散步》〔台北：漢光，1985年9月〕）、推薦林燿德寫「詩人與詩」（結集成《一九四九以後》〔台北：爾雅，1986年12月〕），好像還有游喚「文學空間」；另外，我曾為他策畫一個「文學的科際整合」專欄，邀年輕學者從不同學科來看文學。1987年8月，我應聘淡江中文系，隔年該系成立研究所，我和研究生有一個解讀現代小說的座談活動，整理成稿後，都發表在《文藝月刊》上。

專業編輯

多時未見俞先生，去歲12月的《文訊》刊出「作家關懷列車」開到新店碧潭畔拜訪俞先生的報導， 川說：「俞先生因前年換人工膝蓋，癒合不好，不小心連摔兩次，現在只能以輪椅代步。」「除了有點耳背外，眼睛、牙齒仍很好。」90高齡的俞先生，十餘年來與病魔搏鬥，衰老許多，還能帶訪客參觀居所，談文字、說書法。

我特別注意到報導中提到的一書、一字、一畫，書是俞先生自己寫的《中國文字的創意與趣味》，字是羊令野先生的聯語，畫是楊濟賢（震夷）先生的水墨。字畫是他之所愛，令公和濟公又是老友，俞先生惜情愛藝，可見一斑。至於那書，我覺得，對中文創意與趣味的重視，是他一生編輯工作的根本；寫定型的打油詩「三句半」、連寫二本警世、醒世之書（《勸醒警悟》〔台北：中央日報，1992年4月〕、《勸醒警語》〔台北：稻田，1995年4月〕），都有「創意」與「趣味」，充滿智慧，而他卻署名「愚庸笨」，愚智之間，誰能說個準。

俞先生是專業編輯，在所編過的書刊中，《文藝月刊》當然最重要，報紙副刊則有《民族晚報》的副刊，我生也晚，無緣成為該副刊的作者，且所編版面今已難以稽考；圖書則有以掌故和趣聞為主要出版路線的世界文物供應社。我在這裡想談另一家俞先生曾協助過的希代書版公司。

希代原以玄學、命學為出版路線，一九八○年代中期，發行人朱寶龍先生想轉向文學，當年在明道中學教書並編輯《明道文藝》的王裕仁（苦苓）引入文學獎得獎青年作家，幫忙希代建立了一個大眾文學路線；俞先生則協助希代從情字出發，企畫一系列「散文精選」，「希代文叢」前十本：《感人的書》、《感人的詩》、《感人的散文》、《感人的信》、《感人的日記》、《當時年紀小》、《親情就是根》、《鶼鰈情深》、《濃濃的鄉情》、《我從眷村來》等，從主題和編者可以看出是俞先生的人脈和手筆。

其中《我從眷村來》（1986年2月）一書是俞先生自己編的，選編者「青夷」是他的另一筆名。我認為這是台灣眷村文學非常重要的一本書，「在一片改建聲中，眷村即將消失而成為歷史名詞。因此，我蒐集了報刊上從各種角度描述眷村的作品，編成一本書，想替眷村保存一份真實的紀錄。」今天結合社造和地方創生的眷村運動，受到各方的關注，而早在三十多年前，俞先生引入文資理念的編選，深具啟發性。

我沒問過俞先生以「青夷」為筆名的緣由，但想來和高適邊塞之作〈使青夷軍入居庸三首〉不無關係；此外，俞先生祖籍浙江於潛，中國大陸靠海的山東、江蘇、浙江三省，在三代之際，為與華夏民族並列的東夷屬地，而山東之青州為東夷文化的發源地。

我想，俞先生講究中文之體用，當不反對我對他筆名的說文解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