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末順教授早年從韓國來台留學，取得學位之後，留任台灣學術界，近年學術研究成果豐碩，是一位十分優秀的學者。由於自身台韓兩地的經驗，恰提供她一個特殊的參照視野，使她能在亞洲殖民與世界冷戰的結構下，進行對台灣、南韓、日本及世界之間的跨域比較研究，為學界提供一個具實質兩地經驗的「東亞視野」。

此一研究視野，是崔教授長年深耕的研究方向，新作《殖民與冷戰的東亞視野：對臺韓文學的一個觀察》，仍延續之前的關注主題，將時間聚焦在一九二○～一九七○年代之間。由於，台韓共同面對過殖民的處境，以及戰後世界冷戰和東亞反共論述的經驗，因此，兩地所發展出的諸多文學現象與議題，值得開拓與比較。此外，崔教授也感性地說到，她之所以對台灣文學進行深入的研究，在於「把握住台灣文學的核心本質就是了解台灣這塊土地的有效方法」（頁7），使人除了感佩她對文學「歷史連續性」的認知外，更對台灣斯土斯民的關切之情。

本書共分三輯，第一輯所討論的焦點，是作者長期關照「殖民地現代性」的延伸，主要爬梳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發展，並以韓國文學作為重要的參照對象。另外，也針對冷戰下兩地文學史的理論建構，展開綜論性的探討，藉此勾勒出戰後文學發展的重要風景。值得細究的是，作者在輯一的討論中，以文學史的「結節點」為標題，突顯在歷史脈絡下，文學史的許多議題與現象，充滿著交錯與糾葛，這些「結節點」，正是我們重新檢視文學史發展時的重要之處。例如：隨著殖民化與現代化的並行進展，知識分子並不全然站在反抗殖民的立場，如葉榮鐘透過考察朝鮮地方自治的經驗，思索台灣的地方自治問題，最終，葉氏則是支持謀求體制內的改革方式，顯示台灣地方自治運動有其侷限之處。

此外，戰後初期，兩岸開始展開各項的文化交流。然而，雙方相隔半世紀，要如何取得共識，重建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則是困難重重。在此作者檢視了戰後初期的代表刊物，從「文化」及「交流」兩個關鍵詞，爬梳所謂「文化」、「交流」，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究竟具有什麼時代意義。然而，作者考察之後認為，雙方最初在民族、國家、社會的認知上或許具有差異；但對民主理念、現實基礎及民眾性卻是趨近的，這顯示東亞地區對現代性的重新追求是一致的。

戰後，台韓同時進入美蘇兩國的冷戰結構下，其文學的發展，同時擺盪在反共、現代與現實的消長上，縱使台韓在現代文學的發展進程上有所雷同，但兩地對現代文學的反思與批判卻是有異的。台灣在一九七○年代伴隨對民族、現實的關注，其重點在於「反西化」的精神上；反觀韓國則較在文學「純粹性」的表現，欲建立起自己的文學傳統。因而具體提出了以白樂晴的民族文學論為中心，對韓國的民族文學作一考察，在歷史的變遷、時代的因應下，「民眾性」及「現實性」成為韓國民族文學重要核心。

由於，作者對於台韓兩地的冷戰下的文學風景的關注，第二輯以「時代、文壇、媒體：遷移與文壇再現」為題，主要以一九五○年代代表性刊物為範疇，如《文藝月報》、《半月文藝》、《文壇》、《晨光》、《集粹》、《軍中文藝》、《海風》、《暢流》、《野風》等，仔細考察台灣冷戰下的文學表現，從宏觀的視角觀之，提出一九五○年代的文學發展，不僅在外在明顯可見的「反共論述」，另外，內在隱微的文學類型，如對傳統文化、五四精神、中國地景等的挪用、詮釋與轉化，都是冷戰結構下文學風景的一部分，因而拉大了對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發展的視域與省思，提供了翔實論證的基礎。

接著作者將這些代表性刊物中，有關「古典」、「五四」、「中國山河」等意象詮釋的文章，先精確統計其刊登的狀況，詳加列表，再分章論述各個議題的「詮釋」意義。首先，在台灣戰後初期的冷戰結構下，「古典」實則包含了具愛國思想及民族精神的歷史人物；也涵蓋具備中國道統及儒家思想，另外，也擇選具有尚武戰鬥、離鄉遠遊等的文章，強調古典文學中的「寫實性」，其目的乃與國民政府來台之後，所推動的文藝政策及精神鞏固若合符節。其次，有關「五四運動」的理解與詮釋。一九五○年代之後，跟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右翼文化圈」，主導了大多數文藝雜誌的出版及編輯，其反共立場，與國民政府的詮釋基調一致，除了由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所創辦的《自由中國》仍對黨國體制進行批評，捍衛民主自由的價值之外，大多文藝雜誌，大都傾向將「五四」運動導向是「一項愛國運動」，或「新文藝改革運動」，而忽略它反傳統及追求現代精神的批判性。因此，不管是「古典」或「五四」的詮釋，都是國民政府想要建立起更堅實的民族意識，強化傳統文化的優位性，藉此一致推動對共產黨的精神動員。

再者，有關「中國山河」的論述，作者特別以1950年2月創刊的《暢流》，以及《自由談》所策畫的「山河戀」專輯，提出一九五○年代對中國山河的想像、再現與記憶，除了勾勒故國山川的壯麗美好，同時，也引發對故國的鄉愁之思；但這對一九五○的台灣社會而言，卻是因為「不在場」，而有所失焦，容易過度美化或扭曲。然而，這亦是國民政府塑造政治記憶與空間認同的策略之一，這樣的建構，延續至1975年問世的《細說錦鏽中華》精裝上下兩冊，集大成再現中國山河和國土完整性的著作。

在反共及冷戰下，作者也對美國「亞洲基金會」在台的活動，鉅細靡遺地爬梳其發展的脈絡，當時「亞洲基金會」，主要以香港文壇作為媒介體，展開與台港之間的知識分子的文化交流與傳播，其牽涉的範圍廣大而深遠，除了文學的編輯、出版與創作外，也包括影視的籌畫及學術的交流等等，影響了台灣戰後文學的主要路線發展，從反共、自由到現代的三種文學傾向，此一發展，不僅服膺美國冷戰文化的一環，加強反共的共同連帶感，同時也是台灣戰後「現代化」發展的重要關鍵。站在這樣的反思之下，最後，作者從坊間盛行的多本文學史著作中，一一檢視「現代主義」文學的得與失，而提出是「外來美學，抑或在地現實？」的論述，為台灣現代文學在地化提供更多的參照觀點。

除了對文學史的研究之外，作者也進行台韓小說文本的研讀、分析與比較，特別是對賴和小說的重讀，以「後殖民主義」視角，舉出賴和在批判帝國主義侵略的同時，也在文本中透露出現代啟蒙所隱藏的權力關係和政治矛盾，突顯知識分子在殖民化與現代化的暗影下掙扎。另外，也對蕭金堆〈命運的洋娃娃〉中的戰爭記憶與台韓友誼的轉化有所關注，訴說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台韓兩地的志願兵，其心理層面的複雜糾葛，以及因共同處境下所產生的連帶感，以及自身認同的問題。台灣戰後的「戰鬥文學」，到底有什麼樣的敘事特徵及修辭，其小說寫作模式到底為何，作者以最具代表性的刊物《軍中文藝》（1954～1956）為例，進行具體的討論，認為刊登於此的戰鬥小說，其自傳性故事的色彩鮮明，且以負面的修辭、家族—國族敵愾同仇的敘事模式，一致譴責共產黨的萬惡不赦。此一模式在反共體制下，不斷地自我複製而成為一九五○年代主要反共小說的書寫模式。

在比較文學的視域下，作者比較了殖民地時期的台韓文學，以蔡秋桐〈新興的悲哀〉（1931）及蔡萬植《濁流》小說，探討兩國文學所呈現的殖民近代都市興起的時代意義。此外，她也比較韓國黃晳暎《悠悠家園》和陳映真〈忠孝公園〉，考察二人對歷史認知方式的差異，除了敘事觀點各自採第一及第三人稱的不同外，作者對歷史認知的涉入及淡出也有所取捨，由此可見，台韓兩國對小說中所探討的歷史認知的方式與評價也有所不同。

綜述崔教授的大作，在龐大的論述系統下，要條理出清晰易解的脈絡，著實不易。然而，本書的特點，正在於崔教授本身豐富的經驗與視角，相較台灣在地學者，反而能在中國與台灣民族主義的觀點下，保持一定的距離，且她從原始材料及文獻中，客觀冷靜的分析與論述，為台灣文學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研究基礎與比較觀點。這些成果的貢獻，使我們對台灣文學史發展的結節點，有更多的梳理與認知；同時，她的大作，也重返一九五○年代台灣文學建構之初，在世界冷戰與反共的架構下，看到「政治」與「文學」緊密相連的關係，其內在的發展紋理，含蓋的層面既深且廣，影響著台灣戰後的文學發展傾向。因此，崔教授所開出的這些課題，都值得日後台灣文學界有更多的關注與深究，俾使台灣文學的論述能有更多的視角與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