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範轉移」——台灣文學在日本

2021-12-16
作家
黃英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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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典範在日本的建立,是幾代的眾人之力,而非少數人之功。過去在日本學術界,「中國現代文學」被定義為和中國文化、語言、傳統相關的研究,並涵蓋台灣、香港等主題。而所謂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定義在日本學術界開始被質疑、動搖的契機,與台灣文學在日本學術界受到注目息息相關。隨著一九八○年代後半台灣開始邁向民主化,自成一格的台灣文學也開始受到日本學術界的矚目,逐漸成為熱門的研究對象。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台灣文學」在日本學術界已成為一門被單獨研究的領域,可以說「台灣文學典範」已然建立,在此我想重新談談這大約歷經40年的時光進程中,「台灣文學典範」的建立過程以及日本學者的台灣文學論述。

★八○年代日本的台灣文學論述

七○年代台灣的鄉土文學論爭在八○年代受到日本學術界的注意,當時任教立教大學的戴國煇教授集合了日本的年輕學者,翻譯了台灣鄉土文學論爭時期的文學作品,如洪醒夫、宋澤萊、曾心儀、李雙澤、李喬、陳映真、鄭清文等人的作品,共出版了三本短篇小說集──《彩鳳的夢  台灣現代小說選Ⅰ》(1984)、《終戰的賠償  台灣現代小說選Ⅱ》(1984)、《三腳馬  台灣現代小說選Ⅲ》(1985),引起不少迴響。松永正義教授為《彩鳳的夢》撰寫的長篇解說〈台灣文學的歷史與個性〉,可以說是八○年代日本學者關於台灣文學的代表性論述。松永認為「台灣文學當然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但是是何種意義的一部分,則不是那麼容易界定。這是因為台灣在近代的發展過程中幾乎都與大陸分隔開來。」當時日本學界的主流意見從未懷疑「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這種觀點。日本學者雖抱持這樣觀點,但也不得不正視台灣與大陸因長期分隔,社會政經背景漸行漸遠的事實。不過松永也不排除,若是台灣在政治上能與中國切割而獨立,那麼台灣的文學也可以成為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的另一種文學。他提出:「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華人以華文創作的文學並不能稱為中國文學,加拿大與澳洲人受英國文學傳統影響,以英文書寫的文學也不能叫作英國文學。」

松永認為從明鄭到清朝統治台灣的兩百年間,台灣本地詩人與清朝渡台官吏留下不少作品,但是並沒有超越地域性與地方色彩,未能擁有獨自性。1895年以後,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到了1915年西來庵事件遭到鎮壓後,大規模武裝抗日暫時平息。此時台灣同時受到中國五四運動、日本大正民主與世界「民族自決」風潮影響,文學上發起了白話新文學運動,有人主張跟隨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也有人認為應該依照台灣人所慣用的閩南語、客家語系來推動「台灣話文」,才能達到「言文一致」的目的。另外對於舊文學的態度也莫衷一是,有人認為應該兼容並蓄,漸次過渡;也有人認為舊文學已經陷於陳腐,應該除之而後快。松永指出,台灣的近代文學的發展還是受到了大陸新文學運動的影響,而與之在同一基礎、同一方向之下形成。在回顧完明鄭到七○年代為止台灣文學的特色,松永指出,「台灣的近現代文學的問題點,在『中國』與『台灣』的重層民族主義構造當中。儘管如此,台灣的文學與大陸的文學情況雖異,但卻經常擁有共同的課題。因此,台灣的文學也有可能成為中國文學的另一支。」

這也是當時日本的中國文學、台灣文學研究者們普遍存在的見解。

★九○年代日本的台灣文學論述

1987年台灣解嚴,許多以往的「禁忌」逐步開放,新的文學史料也一一出土,言論也享有更為開放的空間。因此無論在台灣或日本,都有了一些不同於過去的聲音出現,對於台灣文學的視角逐漸多元化。1991年,山口守教授主編了日譯台灣文學作品集《香蕉船》,山口在序文中尖銳地指出「要思考台灣文學,須先了解台灣的歷史,而不只是創作語言的歷史性。台灣具有與其他中國文化地區大不相同的歷史背景,這種特殊背景賦予台灣文學不能單純地被歸類為中國文學一部分的獨特性。」他認為台灣原本號稱是中國領土,但最先只有南島民族原住民居住於台灣,中華文化卻一直沒有真正傳入台灣。直到十七世紀明鄭時期至清朝才有大批閩粵地區漢人遷入台灣,也使台灣開始「中國化」。到了1895年,則因甲午戰敗而將台灣割讓日本,使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連結中斷。而日本在台50年的建設雖使台灣邁向近代化,但這些都只是為了榨取台灣的資源,殖民地支配其實只是由國家所進行的強盜行為。個人的行為會被視為犯罪,而由國家機器來推行的政策就變成「偉大的國策」。雖然日本統治也並非完全苛政猛於虎,但迫使台灣人必須在逆境中求生存卻是不爭的事實。

日帝封鎖台灣人的抵抗力量,使台灣對海峽彼岸如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近代化歷程只能隔岸遠望。到了戰後回歸中國,不久又因國共內戰後大陸陷入共黨統治,使台灣與大陸之間又再度斷絕將近半個世紀。而台灣的文學作品中,也有許多刻畫著這悲情的歷史,卻又擘畫出富有希望的未來。戰後當代台灣文學可說同時表現了傳統中國價值觀與西方近代精神、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現實生活與理想等人類生活各方面的相對性。山口的台灣文學論述可說是九○年代日本學術界具有代表性的台灣文學論述,至此日本學者已認識到台灣文學的獨特自主性,台灣文學不再是中國文學的支流。

在此同時,當時文建會也積極推動台灣文學作品的日譯工作,並陸續呈現成果。此時期出版了鄭清文《阿里山神木》(岡崎郁子譯,1993)、李昂《殺夫》(藤井省三譯,1993)、《迷園》(藤井省三監譯、1999)。《迷園》甫出版,日本著名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立即給予很高評價,公開稱讚《迷園》「可視為台灣『國民文學』的宣言,成功的描繪了台灣複雜的『後殖民』實況,委婉的細述了近代台灣受到中國、日本、美國多層支配與壓抑的歷史」(《日本經濟新聞》,1999.4.18)。2000年夏,朱天心的《古都》(清水賢一郎譯)日譯出版,《古都》日譯版出版時,立即在日本的純文學精英讀者層中引發很多議論,且被《朝日新聞》書評欄(2000.8.5)選為2000年度上半年五大好小說,讚揚《古都》是一部經得起多樣解釋,內涵豐饒知性的小說,到了千禧年,「台灣文學典範」在日本已然確立。

★二十一世紀日本的台灣文學論述

千禧年的日本,另有一件盛事,就是2000年11月,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日文書名是《台灣文學史》,中島利郎、澤井律之合譯)日譯出版,這是戰後日本出版的第一本台灣出身者,以台灣為主體所撰寫的台灣人史觀之台灣文學史,堪稱是「台灣文學典範」理論的重要輸出,此書的出版大大刺激了日本學術界重新思考台灣文學的性質與特色。

葉石濤在親自撰寫的日文出版序文中,強調台灣文學是立足於台灣土地與人民之上的文學,絕非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的追隨者,台灣文學語言有中文和日文,但不是中國文學或日本文學的一部分,堅持台灣文學之獨立性與主體性。譯者之一的中島利郎,在此書的解說中也明確的指出《台灣文學史綱》的最大成就,就是將「台灣文學」從「中國文學」的框架中解放出來。

已故日本學者阪口直樹教授在書評裡(2001.10.28),指出葉石濤在《台灣文學史》中所闡明的文學觀:「以明確的史觀主張台灣與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因為台灣需要從清朝、日本、中國等列強的桎梏中解放,故需採取中國「五四運動」以後追求民族解放、民族獨立的手法,為四周盡是列強環伺的台灣尋找出路。因此葉石濤在撰寫文學史綱時,其對文學的評價標準是︰「作品所反映的,仍是被壓迫的台灣民眾悲慘的生活現實。台灣作家共同背負了台灣民眾苦難的十字架,跟台灣民眾打成一片,為反日抵抗的歷史留下嚴肅的證言。台灣光復了,台灣作家(略)仍然負起了歷史的責任,以寫實主義的風格,在作品裡反映了台灣的現實社會、台灣民眾多采的生活面貌以及精神生活的進步與挫折」。(作者葉石濤原序)阪口認為葉石濤的文學史觀在當代已略感陳舊,因而提出了以下質疑:

一、「舊文學與新文學的問題」。以中國古典文學作為台灣文學的根源,這方面與書中對五四新文學的評價有所矛盾。若以「台灣」而非以「近代」為前提,在基礎選擇上似乎有失當之處。

二、「言語問題」。中國語、日本語與台灣話文與台灣文學之間如何定位。作者雖然想強調台灣話文,但是敘述不夠明確。

三、討論抗日民族解放運動文學與服從統治者的文學時,「反共文學」所占的篇幅不少,這似乎和整體史觀有所衝突。

四、作者企圖將台灣文學從日本文學或中國文學的框架中獨立出來,但標準仍不夠明確。

阪口雖提出以上質疑,但是也同時指出該書帶給日本學術界以下啟示。

一、理解台灣自身所擁有的歷史根據,並了解台灣與台灣文學為了確立自己的認同,而尋求自己的根源,追求其獨自性。

二、若台灣文學的特色在於受到多語言、多文化的影響,那麼究竟應該作為獨立的文學,還是視為一種地方文學?台灣文學將來如何去構築與中國各種地方文學史不同的理論根據。

三、台灣文學表現出「多國籍文學」的特色。如同「邊緣文學」的概念,台灣的「國語」問題係因其特有的邊緣性而產生。台灣曾有兩種「國語」,但仍努力摸索第三「國語」的台灣文學,可說是富有活力的文學與現代化的實驗室。

同時期藤井省三教授也發表了台灣文學的重要論述論文「台灣文化的混雜性──從荷據到『村上春樹現象』」(2003)。藤井敘述了從荷蘭時代至今,台灣如何在不同時期接收來自各地的文化,在這座島嶼上互相融合成為獨特的「台灣文化」。文中引用著名英國文學評論家Terry Eagleton的名著《文學是什麼?》中所提出的「雜草」概念,說明「文學」與「雜草」看似矛盾,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沒有明確的實體,定義因人而異,就像雜草並非指特定某些植物,何謂「文學」,也有每個人的不同價值判斷。而Terry Eagleton又提到,價值判斷受歷史演變的影響,更與「意識形態」密切相關。而意識形態並非僅指個人的好惡,更包括某個社會集團維護其統治權力的前提。因此,認定何謂「台灣文學」,其價值判斷自然也受意識形態的影響。例如台灣文學,從清朝到日治前期的中國文言文,日治中後期的日文,以及戰後的北京話,台灣一直都在「言文不一致」的狀態下。當然所產生出來的文學也受到清朝、大日本帝國、中華民國的意識形態影響。但無論是中文文言、中文白話或日文,只要有台灣共同意識與台灣國族主義的價值,就可以稱之為「台灣文學」。

藤井指出相對於他把台灣文學比喻是「雜草」,葉石濤把台灣作家比喻為「野草」。藤井非常扼要的指出台灣一方面受盡外來政權統治,一直處於邊緣地位;一方面由於受各種外來政權不同文化政策的影響與限制,以及多民族社會中產生的各種反抗、競爭、融合關係,形成血統駁雜的「混血型」台灣文學。

藤井除了注意到形成台灣文化中「混合性」的歷史脈絡外,可說較罕見地將近年台灣流行的「哈日」現象,以及以村上春樹為代表的日本新世代作家在台灣受歡迎的狀況納入視野。雖然「哈日」多以流行文化為主,就傳統的眼光而言似乎是「難登大雅之堂」的。但就如近年開始重新重視許多所謂「大眾小說」、「通俗文學」作品一般,看似俚俗的言情小說中也有許多社會、文化、歷史的反映。而「哈日」無論如何,也成為台灣文化中不容忽視的一部分,同時也為多元化的台灣文化再添新成分。

2000年以後,李喬《寒夜》(三木直大譯)、白先勇《孽子》(陳正醍譯)、朱天文《荒人手記》(池上貞子譯)、邱妙津《鱷魚手記》(垂水千惠譯)、紀大偉《膜》(白水紀子譯),以及由許佑生、吳繼文、阮慶岳等作家組成的短篇小說集《新郎新“夫”》(白水紀子編譯),李永平《吉陵春秋》(池上貞子、及川茜合譯)、張貴興《象群》(松浦恆雄譯)、黃錦樹《夢與豬與黎明──黃錦樹作品集》(大東和重、羽田朝子等合譯)、黎紫書、商晚筠等短篇小說集《白蟻的夢魔》(荒井茂夫等譯)等作品陸續日譯出版,此外台灣現代詩、台灣原住民文學也以系列方式出版,蘇偉貞、吳明益、伊格言、胡淑雯、王聰威、郭強生、徐嘉澤、黃崇凱等作家作品也成功的日譯介紹到日本,被日本的文學愛好者喜愛。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戰後日本第二代台灣文學翻譯者,如早逝的天野健太郎、倉本知明、及川茜、三須祐介、津守陽、明田川聰士、八木春奈等年輕譯者、學者積極投入台灣文學翻譯,這是非常可喜的現象,而資深學者如藤井省三、三木直大、白水紀子、池上貞子、下村作次郎、澤井律之等人,仍然繼續台灣文學翻譯工作,當代台灣文學的日文譯介工作綿延不絕。

★結語

值得一提的是《鱷魚手記》、《膜》、《新郎新“夫”》「性少數系列」出版後,日本作家與日本學者咸認為台灣性少數的文學書寫絕對與歐美世界文學同步,亦領先亞洲各國。此系列出版前,日本幾乎沒有性少數文學的書寫。此外,日本學者也注意到大部分華語同志文學的傑作,多來自於台灣,卻未見於中國。此現象也足以說明了台灣文學已不是中國文學的追隨者,反而是引領華語文學的書寫主題與方向。而《吉陵春秋》、《象群》、《夢與豬與黎明》、《白蟻的夢魔》台灣馬華文學的日譯出版,更加深日本學術界對台灣文學的驚豔,刺激日本學者對「中國/現代/文學」畛域的再思考,「台灣文學」在日本學術界已經是牢不可動的獨立的研究領域,這是至少累積了兩個世代眾多台日學者與台灣作家、日本譯者的努力與能量,不是僅靠少數人之力,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台灣文學典範」可以說在日本學術界已經成功地達成「典範轉移」,這對於台灣文學無疑是一個可喜的進展,今後透過各方的努力以及作品題材的多元,樂見新的文學影響的生成。

(202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