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華苓曾以「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來訴說她漂泊的靈魂，這句話幾乎也成為聶華苓遷徙的縮影，從長江、嘉陵江到愛荷華河一頁漂流的遷移史。在聶華苓《三輩子》的序〈三生浪跡〉中，聶華苓自我定位「我今年86歲，我流浪了86年」，她繼而補述：「我活過的二十世紀，生活不斷變化，身分不斷變動，都離不了一個『外』字」，「外」字是這位歷經對日抗戰、國共內戰，輾轉到台灣，遠赴美國，恍若度過三生三世的聶華苓為自我生命留下引人深思的註腳。

1925年出生於湖北武漢的聶華苓，少女時期經歷任貴州平越行政專員的父親被紅軍殺害，提早經歷人事滄桑，也促使她一生堅毅，與寡母一起扶持弟妹成長。聶華苓1948年於南京中央大學外文系畢業，1949年由中國大陸來到台灣，偶然機會加入《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自由中國》集結一群具有異質思想的知識分子，也被視為批判一九五○年代戒嚴體制，具有自由主義傳統的刊物。聶華苓在編輯《自由中國》文藝欄不應和當時反共八股文學，展現出女性編輯者的主體位置，此一時期，聶華苓在《自由中國．文藝欄》所發表的作品，也可以看到聶華苓創作觀的轉變，從早期〈憶〉和〈覺醒〉到中後期的〈晚餐〉、〈愛國獎券〉等作品，更加側重於台灣社會現象與庶民小人物的生活滄桑，也融入時代性與社會性。

以「三生三世」來作為自身自傳之象徵的聶華苓，其在台灣時期發表歷程也歷經曲折流轉。其「第二輩子」（1949至1964年）也是聶華苓小說的盛產期，然而1960年台北學生書局出版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時，《自由中國》遭到查禁，雷震、傅正、馬之騮、劉子英四人被捕，正是聶華苓與外界隔離的一年，1964年文星書局再版《失去的金鈴子》，正是聶華苓前往美國愛荷華大學擔任「寫作工作坊」顧問與教授現代中國文學課程，也正是她離開台灣赴美的關鍵一年，如同應鳳凰指出《失去的金鈴子》為第一部長篇，也是台灣時期最後一部作品。經歷白色恐怖威脅後赴美的聶華苓，聶華苓於愛荷華時期創作的〈桑青與桃紅〉於七○年代初次問世，〈桑青與桃紅〉由1970年12月1日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進行刊登，而後遭到腰斬至隔年2月6日禁止刊行，同一時期由於香港在當時華文文學場域所扮演的中介位置，〈桑青與桃紅〉在1970年12月至1972年4月於《明報月刊》刊載，1976年於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全球第一版，當時香港為不同意識形態的論述搭建起傳播的橋樑，在台港文化交流具有代表意義。

一九七○年代聶華苓和夫婿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班主任保羅．安格爾（Paul Engal）合譯毛澤東詩選，聶華苓也被國民黨政府長期列入黑名單，禁止入境，1988年隨著聶華苓獲准返台，直至解嚴後由台北漢藝色研文化公司出版，此一小說歷經滄桑、東兜西轉，回到初生的台灣，對於聶華苓來說，可謂是百感交集。《桑青與桃紅》小說出版史和小說主角一樣歷經離散，《桑青與桃紅》中文版從香港友聯出版社（1976）、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香港華漢文化公司（1986）、台北漢藝色研文化公司（1988）、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0）、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而迄第七個版本為台北之時報文化出版社（1997），直至2020年時報又推出新世紀典藏版。

《桑青與桃紅》出版的離散遭遇，和經歷飄泊的小說主角同命，在第三輩子愛荷華的家中，聶華苓創作題材與寫作手法都相當獨特的《桑青與桃紅》，此一小說鋪陳中國近代動亂中「人」的飄浪蹤跡，聶華苓曾在〈小說的實與虛——以《桑青與桃紅》為例〉中直言：「主人翁面對各種不同的困境，企圖掙扎逃出，最後卻導致人格分裂。」聶華苓企圖極大，想要透過桑青所經歷的家國變動大歷史，包括中日戰爭、北京共產黨圍城、台灣白色恐怖下國民黨的監視，以及流亡美國期間移民局的盤查，來勾勒出四個不同流放階段中桑青與桃紅的命運。在流放此一特殊狀態中，身處於家國權力與父權文化之中的女性該如何自處呢？從奪取玉避邪出走與家族權力對抗的桑青，以及承受威權與父權文化雙重壓迫的閣樓女子桑青，她的困居與欲出走的慾望，而後桑青流亡美國精神分裂而成為浪女桃紅，擺脫了女性宿命，以外放的生命力去對抗美國移民局的調查員：

我是開天闢地在山谷裡生出來的。女媧從山崖上扯了一隻野花向地上一揮，

野花落下的地方就跳出了人。我就是那樣子跳出來的，你們是從娘胎裡生

出來的。我到哪兒都是個外鄉人。

在此桃紅自女媧造人的神話中誕生，卸下社會網絡的約束，成為快活的外鄉人，在美國中西部遊走，某種程度上也是女性離散主體的自我實踐。在小說中，移民美國的桃紅體現離散文化（Diaspora）所感受到的雙重文化性，對照聶華苓在〈小說的實與虛——以《桑青與桃紅》為例〉所言：

當時我已在美國多年，而且和一個非常「美國」的丈夫生活在一起，但

是，也正在因為我遠在異鄉，回頭看我生活過的地方，那兒的人物和他

們的處境，就變得更清晰了。

聶華苓拉出流放經驗所創造出的對話性，值得注意的是，《桑青與桃紅》的第三部，桃紅寫給美國移民局的信件，夾雜桑青在台灣戒嚴時期藏匿於友人家中所寫的日記，更顯示出桑青蛻變而成桃紅的歷程，以及兩段流亡階段的對照，桃紅面對來自波蘭猶太人的伐樹工人，自稱「我是亞洲來的猶太人」，此一意味深長的宣示，也反映桃紅對於世上同樣國族創傷記憶的感同，也更凸顯出小說第三部以閣樓的空間來形塑出桑青的流亡生涯。閣樓象徵當時威權體制下台灣島上常民生活空間，具現出白色恐怖時期人心的孤立，聶華苓以「台灣是一隻綠色的眼睛，孤零零地漂在海上」此一超現實的比喻呈現出當時島上警網的嚴密與通緝，令人不寒而慄。

以「亞洲猶太人」自居的桃紅棄絕身分的象徵，瓦解地圖的限制，擺脫國族的干擾，以女性情慾為主體，成為性別姿態獨特的異鄉人，提出「永遠在路上」的宣言，桃紅在寫給移民局的第一封信，也表明「永遠在路上」：「我永遠在路上。路上有走不完的人，有看不完的風景。一道又一道的地平線在後面闔上。一道又一道的地平線在前面昇起來了。」桃紅是為「永遠在路上」的異鄉人，在不斷遊走的過程中，展現出挑釁的姿態，追尋自主。在這一部去美多年後完成，聶華苓再次提筆完成的作品，聶華苓以此一小說來解構父權與國族的疆界，並且也回應離散女作家跨域的多重議題，其中包括女性身體意識、空間政治、跨域的追求等面向。

李有成在《離散》一書所指出離散是最適宜的歸屬，也是作家思考的立足點，與創造性的對話空間，特別是「他們一方面與移居國的文化和現實對話。另一方面則必須面對自身族群與家國的文化與現實。」在聶華苓的回憶錄《三輩子》中，她書寫生命中繁複的圖像，在記憶中尋驥，寫下生命中三個人生階段，對於聶華苓來說，恍如三生三世的故事，交織出此一當代海外華人的多鄉，在中國、台灣與美國曲折動人的一生。而對於聶華苓來說，對於鄉關何處的叩問，理想中原鄉的追尋，也是離散境遇的她，在異鄉與多鄉之中徘徊的她心中永恆的追尋，聶華苓在〈小說的實與虛——以《桑青與桃紅》為例〉的結尾，她以簡單明淨的語言，勾勒出深邃的內在世界：

離鄉三四十年了，我一直堅持用中文寫小說、寫散文。

我的母語就是我的故鄉。

追憶似水年華的飄泊靈魂終能安頓，聶華苓一方面以母語為居所，在母語的家園，建構出理想中的原鄉；一方面與安格爾一起策畫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中，接待過中國的丁玲、艾青、茹志鵑、王安憶等人，以及台灣的白先勇、王拓、向陽、蔣勳、陳若曦等人，聶華苓在此實踐追求多元文化與書寫自由的文學國度，為不同意識形態論述搭建起共通的文學平台，也成就故友殷海光未實踐的夢想莊園。三生三世的經歷成就聶華苓的自由精神與實踐力，她一如《桑青與桃紅》跋中的帝女雀擁有難以企及的堅強意志，為著理想往更遠的天際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