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迄今，詩都是一切創意的代表，凡打破規矩、不按牌理出牌即歸稱創意。在李飛鵬醫師出版這本詩集前，從未見過有人以他醫學的專業、數十年的醫師生涯寫出一整本由醫院一棟棟「悲傷的建築」中破牆穿窗地打撈出詩來──整整一大本冷眼又熱情、專精又普羅、穿病透老又了生悟死的274首詩，忍了45年終於圖文並茂的呈現，豈不令人啞口駭異？

早在1976年還是學生階段，初識他於耕莘青年暑期寫作班時，詩即是他的初心。因此當2018、2019年飛鵬兄出版了《童詩十九首》、《童詩又十九首》兩本童詩集時，本還以為他只是「不忘初心」，在醫務及院務繁忙之餘，偶興調皮、盼望回到童真的逗孫之作。萬萬沒想到在臨離職場之際，竟丟出一般詩人三、四本詩集厚度的大開本詩圖集，真有臨去秋波、非來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加場演出不可。

對他而言，若「比較SCI論文和詩」，寫詩真的是「比寫Paper還更酷的一件事」，「SCI論文是生活必須的鹽」，那是職業，「詩則只是我們從小就愛吃的巧克力」，是樂趣，可調劑生活，還可隔空隔時代送人，讓自己和別人腦筋快活。他的詩觀可以〈應做如是觀〉一詩作代表：

一首登樂遊原可以總結一個時代／一行波特萊爾堪重於一個人的一生／就把一個字／當作一個店面來經營吧／一橫就是一原木的長凳／一點就是一盞燈／一行就是一條街啊／一篇就是一村一鎭／一集就是一城一國／努力經營吧／若能不讓時間消融去／未來那些由無窮遠的時空坐太空梭來的／就會看到／這一城這一國永遠不會老不會死／而它的繁華與哀傷／也沒有盡頭／應做如是觀

晚唐李商隱「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預告了唐朝的結束，波特萊爾以病態之筆表達人在資本主義官能物質腐蝕中的醜陋和焦躁，下開現代主義的大潮。而作為現代賽先生前沿的醫學體系自然也充塞了相等的人性泥淖，飛鵬醫師不時要由其間掙脫爬出，在「極度黑暗及冰寒之中／／您點起一盞燈／如升起一顆太陽」（〈感念〉），這成了他一生的信念。

雖然每年都要在「publish or perish」的威嚇下生存，要在科技部計畫中殘喘，他總是「把出版詩集／當作是最高IF點數SCI論文的刊登」（〈科技部計劃〉），IF即impact factor，影響力指標，這是作為科學人發表論文必定要認真面對的。但在長時間的年代裡，飛鵬兄卻認為「未來那些論文／只像老年公園裏的一片落葉」，而「手術再優秀」「病人再感謝」，「那些耗盡心力辛辛苦苦完成在病人身上的作品／百分之一百隨著病人壽元一盡／即火化一空」，竟然「作品一個不留」 （〈你還是繼續走回去唐朝的長安學習吧〉）。此種自我省覺，恐怕已有幾十年吧？而一個人一生可「以多少首詩或多少幅畫能傳世做為KPI」呢：

進入火葬場火化之前

你有那一首詩那一幅畫那一篇論文

能像富春山居圖那樣脫逃出來 

——〈不會成為化石〉

元代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在清初遭火劫，分為「剩山圖」、「無用師卷」兩段，一直到2011年才有機緣在台北故宮合體展出。除了詩和畫，科學論文要到一定的分量才有驚人影響力，達到所謂KPI，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簡稱），否則在飛鵬兄眼中都只是「紙糊的恐龍」，沒有機會「成為化石」。這個要逃過火劫，成為「藝術的化石」的自我期許，又是何其不易的KPI啊。

讀者或許會懷疑如此「鍾情於詩」的醫生怎可能顧好他的病人？怎能還成了三家醫院的院長？最後還從台北醫學大學副校長的職位退休？其實正因人有左腦（理性）和右腦（感性）並存的全方位大腦，醫學歸左、藝術屬右，李醫師的詩不寫雪月風花，而是鑽右入左，跨左跨右，跨領域地將其詩心進入醫心去探究這一棟棟「悲傷的建築」中的生老和病死究竟是怎麼回事，終能夠將左右二腦之能量發揮至其極致罷了。君不見此詩集除大幅探究他主攻耳鼻喉科的各種症狀和症候群，更涉及X光、眼、心血管、胃腸、腎臟、麻醉、乳房、婦產、車禍外傷、腫瘤癌症、憂鬱等等各科門診，乃至手術室、加護病房、護理之家、安寧病房，甚至殯儀館、火葬場和院務醫療糾紛處理，及無數應酬喝酒、升遷起落、人事浮沉等，總之是深入病老、穿生透死的築起屬於他自己的一棟「李氏的悲傷建築」，這是詩題材的大膽實驗，光此一點，即前所未見了。 

而其詩常以「你」的第二視角切入題材，同理對象、視病若親，多能輕鬆幽默以對，甚至「秀」自己病痛當「佛珠」拿出來安慰病人：「只好把我右側頷下那顆不知被多少人摸過的／淋巴結／再擠出來一次／給他摸一摸／我這個比你的大」（〈佛珠〉），他深知「醫生說好說壞／可以召喚日月／翻轉星球」，因此面對病情又謹言慎語、小心以對，還得常常向病人掛「保證」：「我保證這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九九………／不是你想的癌」，病人不信，還問「可否錄音起來隨時聽比較安心」，他只能「像乩童」念咒語似地說：「我說大可不必／你現在立刻大聲唸三次／李院長保證這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九………不是癌／李院長保證這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九………不是癌」（〈你看我像不像乩童〉）。

由此也能想像他面對病人應也常「妙語如珠」，更可看出，他是一位甚受病人歡迎的醫師。而他的詩常在意「至少／要有一行／像射出一發子彈／和讀者對決」 （〈對決〉），面對讀者與面對病人異曲同工，因此可讀性甚高，而由下列詩例也可略見一二：

你竟進入了一個你完全陌生的戰場／你只能用柺杖當槍你只能用小顆的藥丸當子彈中顆的藥丸當手榴彈／最大顆的藥丸當飛彈／你用輪椅當卡車你用呼吸器當坦克／……／在註定的敗局中／能安安靜靜的死就是我們最大的勝利

——〈老〉

愈老愈覺得／時間／就是一尾黒白黑白黑白得很長很長很巨大的蟒蛇／它是有毒的雨傘節／把我們吞進去／先注射毒液／亦或緊緊纒勒／有時還沒完全死／就把我們吞進去消化／它消化得很完全／沒有大便／等於沒有回憶

——〈雨傘節〉

病是不同長短不同寬窄的橋／／死亡則是我們離開這個星球的太空梭

——〈老死在病裏〉

對他而言，能病能死是美事，不宜過度恐慌，該恐慌的這一生能留下什麼有助於這顆星球。而能把詩寫得「模糊的更模糊，清楚的更清楚」是他的指標，他的詩一直以李商隱的隱和白居易的顯為典範，希望詩中能有「這兩個人的影子」。

因此他常自稱從唐朝留學回來，一度拜在李商隱和李賀門下，對他們的癖好、隱情和慢性病了若指掌。其後他趁整裝「回國」之際，還曾路過宋朝，順道拓了「元祐黨人碑」309人的名冊，為新舊兩黨相爭不已、平白葬送了北宋大好江山深感不值。再揣著北宋的《谿山行旅圖》路過明朝時，順道「比較陸子岡與范寬」明宋二朝兩位藝術家的得失，究竟頭頸硬得可斷地非要刻玉必得題名的「子岡牌」好，還是謙沖地藏了九百年到1958年才讓故宮專家在畫上樹叢中找到作者名字的好。

說起這些典故舊事，在他的詩集中可是閃閃發亮、隨處可拾，又能與醫學專業相互比喻互映，以此彰顯病老的折磨苦楚和生死關卡涯岸的難渡，如此融文學與科學於一爐之詩集，世所少見，豈能不樂為之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