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來已是一個多月後，白樵的喉嚨被醫生鑽了個洞，正躺在法國的醫院裡，由於氣切手術，連話都沒法說。那是2015年，他原本在巴黎索邦大學修讀斯拉夫研究，身體背叛了他，且把他押回台灣。回到住所時，還得靠人把他連人帶輪椅像搬貨般扛上四層樓梯。

大病當前，白樵並沒有一蹶不振，康復過後的他還建立了新的社交圈子。他參與劇場，更加入了寫作班學習寫作。在那裡他認識了袁瓊瓊老師，也交了一群知心好友。在那裡，他多讀多寫，甚至構想了小說集和散文集的雛型。然而，就似生命終於走出疾病與孤獨的深淵時，打擊卻接二連三——他在寫作班的練習，被朋友抄襲並當成作業交了。

「我以為寫作是一件純粹的事，」白樵不斷強調：「但似乎有人並不這樣覺得。」連串的傷害讓他反思創作與個人經驗之間的關係，而他得出了結論：「即使如此，我們也必須維持著做好的事情。繼續寫。人生fucked up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帶著這樣的信念，他先於2018年奪得了時報文學獎首獎，並在今年七月出版短篇小說集《末日儲藏室》。作家鄧九雲說，這部小說的主角們，「根本是從地獄走來的人，身上還黏著燒成餘燼的皮屑」。也許正是因為，白樵從一個接一個的打擊走過來，誠懇地把小說集遞到我們手上，並說：這就是他身體裡儲藏的末日經驗。

★寫作應該是很純粹的事，但其他人並不這樣認為

最初也只不過是想累積些什麼，在從法國回台灣以前，白樵主要是一個閱讀者。從大三接觸昆德拉開始，大四到莫斯科留學，學習到九○年代的俄國後現代小說思潮，其後2013年前往法國修讀斯拉夫研究。在法國他甚至不滿足已有的英語、俄語與法語知識，還到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學阿拉伯語。「我想在短時間內累積東西，而學習外國語言很明確」，白樵這樣說，而這些累積在《末日儲藏室》也有顯現，比如一篇〈少女伊斯蘭〉，就是從學習阿拉伯語的經驗裡轉化出來的。

人在外地，白樵始終處於一種真空狀態。雖然也有法國與台灣朋友，但他還是選擇關在巴黎的房子裡，享受寂寞帶來的快感。在那些時日，他曾認為文學是一個安全地帶，一個可以自由自在的領域。直到他回來台灣，接觸到寫作的快樂，也從中獲得前輩與朋輩的支持與鼓勵。在那裡，他最感激的是袁瓊瓊老師，在那二、三十人的寫作班裡，她不只一次地肯定他，讓他更有膽量去嘗試其他人沒試過的方法寫作。只是，也許是過於突出，反而讓這個安全地帶破滅了——「原來我說出來的話，會變成其他人的東西。」他去問抄襲者，為什麼你要這樣做？而那人說，這只不過是參考。

「寫作應該是很純粹的事，但其他人並不這樣認為。」白樵說：「寫作應該都是由一種強大的理由支撐，也許是從生命經驗裡發酵出來的。我無法理解其他人為什麼用這些手法來寫作，而這種事情給我帶來壓迫感。」寫作的壓迫感不只是來自朋輩的背叛或比較，更指向文壇的結構本身，就比如說，他在構思《末日儲藏室》時，由於文章都指向異國經驗，一個總編曾跟他說：「這些外國感那麼重的小說，我們一般不會錄用。」

但他堅持一定要寫，出版小說是他的初衷，甚至早於獲得時報文學獎之前他已想好，一定要寫這樣的一本書。在最初的時候他只有兩名讀者：母親，以及袁瓊瓊老師。她們給白樵的意見是一致的：你寫得很好，但寫這樣的東西，沒有市場。而白樵不服輸，也許是天生的叛逆，也許是後天鍛練的意志力，又或是大量的東西方閱讀經驗——一路走來，從留學，到大病，到寫作班，到被抄襲，到得獎——經驗與思索匯聚成河，讓他寫下猶如地獄奇觀般的《末日儲藏室》。

★人會選擇迴避傷害，但我不喜歡

《末日儲藏室》是一部奇特的台灣小說，從未出版的時期就已被貼了「外國小說」標籤。馬翊航說它「變得像外國」，袁瓊瓊說它同時身處在地域與時光的異鄉，鄧九雲也採用了「異域感」一詞。因為書中場景多數集中在巴黎，而主角也是黑人或中東人等等，就連台灣人也被巴黎磨平歸納成黃種人。換言之，白樵關注的是種族議題，而且是遠在法國的種族議題。

「本來我也沒有種族歧視，但一旦到了巴黎，」白樵說：「就被環境同化了。」比如巴黎人會歧視羅馬尼亞人，他原本以為只是刻板印象，但親身被搶劫過後，他就理解到種族歧視並非事出無因。又或他認識到的黑人，都真的就像刻板印象中的幫派模樣。就像幻想成真，這些經驗都讓他在書寫《末日儲藏室》時不斷反思。種族、殖民、邊緣，就像一條從上而下的鏈條，而巴黎人卻高舉著政治正確，虛偽地避而不談，祕而不宣，讓歧視留在默契裡。白樵的小說就是從被歧視者的東方視點出發，撕破這塊遮羞布。

在強烈的內容之上，白樵卻採用了疏離與冷酷的形式。儘管他說，「傷害是最真實的，很多人會選擇迴避，但我不喜歡迴避。」但在處理傷害時，他卻不探進人物心理，而是像殘忍的解剖師般從外部把人物的心理一層一層切割，更把他們拋擲進殘酷異國裡，無依無靠，就連宗教都無法慰藉。比如〈陳熹〉寫黃種人與羅馬尼亞人的混血兒子，〈少女伊斯蘭〉寫黃種人在法國碰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等等，都採用冷靜的第三人稱來解剖。這些都是白樵的小說美學，他認為「小說要有一個制高點，要有另一個冷靜的我在反思」，而這種反思與疏離，展現了讓故事與人物自行說話的文學美感。

因為他想要好好說故事。「在我成長的九○年代裡，是反故事的。這從六、七○年代的法國新小說浪潮開始，傳到八、九○年代的台灣成為後現代浪潮，反敘事的潮流一路都在持續著。」但他想回到古典的方法，鑽研怎樣去說一個動人的故事。而這種說故事的方法和個人經驗，從傷害與光明之間游走，就是白樵的Know-how，是別人即使抄襲也偷不走的。即使受挫，他仍有這樣的自信。正如他在書裡引用的卡密兒．蘿倫斯（Camille Laurens）：「深淵之底全然漆黑。但我不想闔上雙眼。為了觀看我書寫。只因來自魅暗的課題，是光明。」

如今，從外國回返的台灣小說幾成脈絡，無論是白樵認為路線相近的羅浥薇薇或是蕭熠，又或是朱嘉漢等，這些作家們所探討的階級、殖民、種族議題都無比深刻。白樵與他的《末日儲藏室》，就是在這條脈絡上加添了一部新的誠懇的、重磅的、或以他自己所言，純粹的小說集。而純粹的意思，就是回歸個人，以個人咀嚼經驗，並轉化成小說。「任何流居外地都是單一而特殊的。」德里達在《他者的單語主義》這樣寫道：「只有當我們思考一個單一狀況，而不是從眾地從大多數出發，我們才能使思考進入狀況，才能使思考變成曲折的思考。」從法國回台，從輪椅上站起來，進入創作領域，並因創作而受傷，又再度振作，白樵遞給我們的《末日儲藏室》，就是一部異域與本地拉扯的，由傷害打磨成的漂亮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