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傷痕兩個字，學歷史與文學的人馬上會聯想到的是戰爭傷痕，如「二戰傷痕」、「南方傷痕」（二戰日本敗戰，日本人從占領地東南亞撤退後的失落感與挫折感。）、「越戰傷痕」，以及烙印在兩岸人民心中的「文革傷痕」、「八九天安門傷痕」、「228傷痕」、「白恐傷痕」等。最近經常想到有留學經驗的人，肯定多少也會留有所謂的「留學傷痕」，特別是留日學生。關於這種傷痕，通常本人很難自覺，即使有自覺也不會自我反省，自己也曾是留日學生，親身經歷了至今仍隱隱作痛的「留學傷痕」，也見證了幾代留學生們身心上被銘刻的印記。如果時光能夠倒流，也許就不再選擇留學之路，寧願當一名鄉村教師，整一小塊農地，晴耕雨讀終老一生。
最近在臉書上得知一位新科留學生博士的消息，她畢業自台灣第一名校，以日本政府獎學金留學關西地區第一名校，經過千辛萬苦，中途更換了指導教授，最終取得了博士學位，她更意欲於日本覓得教職，這本是件勵志的事蹟，但是她的指導教授卻拒絕幫她寫推薦信，悲憤的她因而在臉書上將此問題上綱到指導教授的政治立場。看到貼文後，只能嘆息這種無自覺的「留學傷痕」！
這必須從日本的研究生制度談起，日本博士班的指導教授，手握學生生殺大權，遇到個性古怪的教授，會讓學生痛苦不堪，精神受損，在今天的日本大學裡，通常只要循規蹈矩照規則行事，取得博士學位並非難事，但是中途換指導教授是大忌，能夠順利取得學位，理應急忙夜奔返台，不能再戀眷日本才是。另外，同樣也是一位台灣新科博士，擁有華麗的學歷，自認條件足夠在日本大學任教，求職時將所有的不順歸諸指導教授，到處抱怨曾為指導教授奉獻犧牲，看起來留學傷勢似乎也不輕，年輕一代的留學生的志向，似乎僅止於拿學位與在留學地就職，心志不高，面對挫折時與其反省自我，對他們而言找到擋路者似乎才是宣洩怒氣的出口。看到年輕台灣留學生的現況時，喚起了我自己不堪的留學歲月。
85年東渡日本以來，歷經求學、求職、就職，至今距離退休的日子已經不遠，突然想冷靜地好好盤點過往的留學歲月，至少回首看看和我緊緊相關的三代台灣留日學生的變化與境遇，對這些留日歲月做些註記。我無意去撩痛個人的隱私，然而生命中總無法避免會沾惹一些「破事」，而所謂的「破事」往往很多都是無中生有的。多年來已經陸續發表了一些屬於自己的「留學傷痕」小記，希望能夠給留學後輩一些鼓勵，但是也許成為反效果，部分孤芳自賞的留學生也許會認為「連他都可以留在日本教書，我為什麼就不行？」對這種自我感覺特別良好的留學生，我很想向他們痛斥「對，你就是不行！」
八○年代上半，在日本關東地區求學時，應該說很幸運能夠遇見戰後台灣第一代的留日學生，這一代的台灣留學前輩很多在日本敗戰前夕，接受過日本的小學教育，完全沒有語言障礙，幾乎都來自台灣最好的高等學府，家境也都很富裕，他們親眼目睹了228慘狀，留學前即已經認真在思考關於台灣未來的出路等議題，留學日本後堅持自己的信念活動，在當時他們的信念無論是哪一方，都不見容於國府，當然結果就是長期被列入黑名單之中，但是他們沒有對自己的行為後悔過，甚至秉著捨我其誰的豪情，至死都在他們的理想道路上前進。這一代的留學前輩幾乎都就讀於日本的最高學府，以台灣相關議題的開創性研究取得學位，並很快的在日本的大學取得教席，他們是戰後日本台灣研究的先行者，對日本「台灣學」的建立貢獻很大。當時日本的大學外國人教席很少，特別是終身聘任的外國人教席更是寥寥無幾，首先必須要在日本最高學府取得博士學位，並在日本學術刊物發表學術論文，才有機會留下來任教。那一代的台灣留學生中也有已經在私立大學的名校就讀，卻寧願放棄即將到手的學位，選擇到日本最高學府重讀，取得學位後如願地到日本的大學任教。但是並不是每一位留學前輩都能順利取得學位，也有一生忙碌地在各大學兼任中文課過生活的。東京留學時代親炙的幾位台灣前輩學者，多位已經仙逝，無意冒犯他們的英名，就不再寫出其大名了。我尊敬他們堅持信念，真誠的為台灣思索出路，即使從事教職後，仍然秉持信念繼續行動，學問扎實，有著宏大格局，對當年有志於從事台灣研究的年輕留學生給予溫馨的鼓勵。黑名單時代，不少前輩學者父母去世卻無法返台奔喪，成為人生中不能彌補的「留學傷痕」。
我應該算是介於留學二代、三代之間，留學當初，我當然很希望能進入日本名校就讀，成為一名留學菁英分子，並立志為當時台灣方興未艾的台灣史、台灣文學研究投入心血，學成後返台貢獻台灣學術界。惜志大才疏，被拒絕在名校之外，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從東京漂流到大阪衛星城市的一所私立大學，成為該校創校以來第一位台灣研究生。同時期來日本留學的留學生大都在名校就讀，大部分都已進入博士班就讀，而我卻隱居於無名的學校碩士班重整山河，有一段時間和外界也幾不聯絡，深怕被問起在哪個大學就讀。搬到大阪的衛星城市後，才知道川端康成從13歲到18歲在這座小城市的中學就讀，同時入學這所台灣人眼中的無名學校後，也才知道這所大學是當時已獲得芥川獎成為著名作家宮本輝畢業的母校，自然而然就找了宮本輝以大阪為背景的名作《泥河》、《道頓堀川》來閱讀，大阪那兩年，《泥河》背景的大阪市中樞中之島南邊的土佐堀川一帶，與《道頓堀川》背景的大阪著名鬧區道頓堀川一帶成為我撫慰心靈的聖地，就讀的私校雖不是名校，但是教授群不少是從名校退休後尋找到第二春的名學者，都是戰後日本東洋學代表性學者，經歷過日本戰爭時期、戰後復興的老教授，從其身上可以聞到日本漢學研究的芳香，不知不覺之中一股不可思議的力量促使我再度振作重新出發。
當時真的是「一個人的武林」，整天埋頭苦讀，再度重拾追求學問的熱情，我從碩士班即開始在日本的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在日本發表的第一篇日文論文是在討論張深切的政治與文學，當時同期的留學生也許都還陶醉於讀名校的美夢之中。當我決定升學博士班時，有了兩個選擇機會，一是進入關西最高學府，一是到也算是關西名校的私校，我毫不猶豫地選擇私校，理由其實很簡單，最高學府的博士學位有可能是遙遙無期，當時一心想盡快取得學位返台貢獻。進入博士班後繼續發表日文論文。讀博士班時，曾經歷了一次奇恥大辱，在一次留學生的聚會裡，一位就讀關西最高學府的留學生問我在哪裡就讀，我如實回答，他淡淡地說沒聽過我就讀的私學的名字，讓我真正體會部分留學生讀名校的傲慢，而自己也感到受傷了，深深理解只能更加埋頭苦幹，多發表論文。我按照正常的年限，在第五年順利取得學位，因指導教授的推薦，無心插柳，馬上得到教職，當時同期的留學生背後冷言冷語地說，他只是留在日本教中國語，和第一代留日學生的溫暖慈愛不同，這就是我同時代的部分留學生的格局，對我而言，並不是美好的回憶。
日本留學取得學位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日本改革了博士學位的授予制度，相較從前容易許多，特別是我前一世代的前輩台灣留學生的學位取得都是費盡九牛之力，我這一代的留學生正處在博士學位制度改革途中，也頗費心神。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新的制度已經定型，如何執行與研究水平控管視指導教授而異，至少晚我兩個世代的留學生相對輕鬆多了。每位留學生背後都有一個留學故事，身上多少也會留下一些「留學傷痕」，每位留學生都有不同的際遇，日本以及全球各地、台灣的大學教席取得，除了研究業績之外，運氣也很重要，這是無可逆的法則，至少我見證的留學生幾代人各有緣法，但留學傷痕各異，傷口的舔舐也各有途徑，但我相信走正途總不會被辜負！
202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