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轉型起飛的七〇年代，我還是個知世故而不世故的少年，單槍匹馬到了繁華台北，憑藉並不起眼的外貌和少許天賦的寫作才能，順風順水應徵進入小說家曹又方肩負總編輯的《老爺財富》雜誌任職中文編輯，日夜出沒在臨近編輯部和住處附近的牯嶺街、南昌街、南海路、羅斯福路和重慶南路，以資淺文人身分賺取微薄薪資。

當時的牯嶺街尚留幾家堆積著雜亂書刊，尋書行動不便的舊書攤、古籍店，稱舊書街。楊德昌執導的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敘述1961年，中學生茅武因情感糾紛刺殺女友的地點，就在牯嶺街。而人們指稱的「台北城南」，便是從南海路、牯嶺街一帶延伸至台大、公館。

曾經享有雜誌王國盛名的《婦女世界》、《老爺財富》、《純文學》、《佳佳》、《學前教育》，就近在比鄰的重慶南路尾端，再過去，吳氏圖書公司、新雨出版社坐落和平西路。中正橋下，有廈門街的爾雅出版社、洪範出版社、《創作月刊》。河濱公園水源快速道路旁，金門街上的出版家文化、愛書人雜誌社、遠流出版社、號角出版社、前衛出版社。以至後來重修落成的同安街紀州庵文學森林、60年代即停刊的《文學雜誌》，加諸汀州路的金石堂書店。師大路的青春出版社、水準書店。和平東路的學生書局。羅斯福路的《國語日報》、《大學雜誌》、《科學月刊》、耕莘青年寫作會、二魚出版社。溫州街、台大校園周邊的中外文學、言心出版社，胡思書店、唐山出版社、女書店、校園書房出版社、茉莉二手書店、敦理出版社、誠品書店，還有……，形成人們口裡的「城南文教區」。

那是台灣出版事業蓬勃發展最關鍵的戰國時代，彌漫編輯企畫諜報遊戲與行銷策略精打細算的煙硝局面。最著名者當屬遠流出版《歷史演義全集》套書，因企畫得宜，獲取讀者青睞，引發大排長龍購書的現象，至今無人出其右，難與之相較比擬。

城南一帶雖不若藝人繁複出沒西門町，卻也是作家、設計家和出版人往來最多的出版重鎮。出版編輯人：林海音、林良、高信疆、隱地、葉步榮、王榮文、沈登恩、鄧維楨、許長仁、許仁圖、王國華、林賢儒、周浩正、詹宏志、封德屏、林文欽、賴阿勝、簡澄鏞等；名人：薇薇夫人、吳靜吉、梁修身、梁弘志、郭小莊、景翔、黃武忠、陳信元、林文義等經常出入其間。

我在城南生活四十餘年，經營《愛書人》雜誌、號角出版社和短命的《散文季刊》，眼見當代台灣出版重鎮，從門庭若市到門可羅雀，看他幾家從塵囂中消失、黯然搬遷他方，僅留執著文史出版的爾雅、洪範、遠流等少數出版社屹立原地，及至拖著老命不忍放棄希望，執著履踐文學夢想和出版理想的紀州庵文學森林。

消失和消逝的，都成為城南的一粒塵埃，一件舊事，盛況不再，風華難留。

世上哪有不滲水的牆，不透風的門板，故人不見，舊事依稀，消失的過去，只能從勉強留住的一點記憶，想起不好完整拼湊的影像。

回憶終究無法回到現實，若是可以，不過就是零星點點的片段。最後發現，原來消逝的是離開的人，興旺一時的出版單位；消失的是一些未明清晰，文化出版的深奧見解。

猶記當時，一九八〇年代，離開主編的《佳佳》月刊，隱匿高雄寫作小說《部落・斯卡也答》，返回台北，經遠流王榮文兄長聯繫，會晤出版家文化公司王國華，獲邀進入位於金門街巷衖的出版集團，和封德屏共同主編《愛書人》雜誌，那是一份必需面對出版社、出版人、新書、作者，執行出版品評介、作家動態、出版社報導等經營概況的報紙型刊物，我從最初的旬刊，編到後來的半月刊、月刊，兼而必須跟出版社磨破口舌邀約刊登廣告。

與其說七〇年代至八〇年代末期是台灣出版業的戰國期，不如說是文史出版的鼎盛期，大多數出版社的系列叢書必定增列相關文史文本，時勢所趨，受文學類出版社純文學、爾雅、九歌、大地等影響，沒有文學出版品便難以構成出版社要素，好像就無法登上堂奧，稱名「出版社」了。

彼時，台灣經濟正從蕭索中起飛，又逢解嚴的開放時局，我接受出版家文化公司董事長林賢儒遊說，將父親創立於1955年，設籍新竹市的號角出版社遷移台北，成為出版家集團成員，後來又因財務因素被迫獨立經營。

十數年間，扛著愛書人雜誌和號角出版社潛身金門街，糊裡糊塗擠進出版行列，追隨出版路上的前輩，王國華、林賢儒、隱地、王榮文，行銷高手吳登川、郭樹炎、吳錫清、曹永錫等人的後塵，觀察和學習耗時間、耗心力、耗金錢，吃力不討好的出版編輯與行銷業務。

城南濃厚的人文氣息，由不得人不想從知識爆發力夠強大的趨勢，獲取出版資源，當時流行的「蜜蜂咖啡」成為不少出版編輯人談企畫、行銷的基地，汀州路的東南海產店、中山北路的紅玉餐廳、阿財的店、公館的茶館，時常撞見台北頂尖出版人、編輯人、發行經理群聚。

素有「紙上風雲第一人」之譽的《中時》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先生，及其夫人柯元馨創辦的言心出版社，即位於城南文教大本營溫州街。

遠流出版社出版，我的報導文學《賣血人》便是經由高信疆耳提面命，親自指導寫作完成。斯人已杳，高先生先進前瞻的作為後繼無人，他大力倡導的報導文學早落地生根，繁花盛放。

時值文學出版品當道，高信疆時代的人間副刊、瘂弦時代的聯合副刊，競相推動文學風潮，帶來強勢的閱讀氣象，加速從事編務的出版人，以能前往東京取經，認識日本出版業現狀，以及探究編輯美學為至高無上的目標。我便是透過那一段尚未開放觀光，只能以考察為由的年代，前往日本採擷東洋文化美學，進而成為後來寫作系列日本文學地景紀行的發端。

那是自年少時代便纏綿不止的戀情，眷戀旅行，喜愛東洋文學、喜歡日本出版品，我好比日本戲劇描繪的痴狂男子，耗盡旅費四處搜集關於日本出版品的諸多樣本和資訊，做為經營雜誌和出版的參考。

那是擁有燦爛青春的傲世年華，得有機會在旅店收看付費電視節目，痴心聆聽鄧麗君純淨的歌聲演唱〈償還〉、〈愛人〉、〈空港〉等歌謠，對，就是披著短白紗禮服，踩踏輕盈步伐演唱的那首令人迷醉的〈愛人〉。

我絕對不是個擅長管理或勇於挑戰經營的人，對財務和數字如此無能、無為、無策，僅及憑藉一點在日本領悟到的美學創意，憑空等待可能的良機。

適巧在救國團復興文藝營、大專青年期刊編輯人研習營擔任導師，因緣結識對文藝寫作、編輯和出版有興趣的弟子：賈俊國、馮旭文、曾憲忠、邱俊凱、謝良駿、林俊樵、顏艾琳、蘇士尹等人，集思廣義，共同創意，發想創造可能具有市場潛力的出版品。

後來，引起廣大迴響，受到兩面三刀議論的「時代流行語」的《報告班長》、《軍中笑話》、《床上笑話》、《鬧笑話》、《看笑話》、《愛說笑》等數十書，這些衝撞新聞局出版品檢查準則，大膽開啟出版自由的閒書，不僅成為便利商店上架書籍的敲門磚，讓許多未曾進書店買書，嚼檳榔、穿夾腳拖鞋的庶民，走進書店購書，形成人手一冊，排隊結帳的奇觀；但也相對成為個人極大的包袱，有評論者在報刊以嚴厲文字，斥責從事文學創作的人，豈能輕佻出版這種不入流的書籍。

難道「出版」僅限文學？不解其中邏輯，直到《廁所文學》蒙受日本東京電視台發掘，派員來台現場採訪，報導這本紀錄當代台灣廁所塗鴉文化的奇異現象的書籍，主持人認為創意十足，我一樣遭衛道人士謾罵不倫不類。

不與同業爭相出版文學類書籍便是傷風敗俗？再度疑惑不解。身處拘謹的出版環境，我「越界」的創意，似乎燃起鄉愿的原罪。

 戲說人生，笑看出版，與我共同創造與紀錄不少時代流行語佳績的賈俊國、蘇士尹、馮旭文後來都躍升為當代出版界佼佼者。

多年後，我從金門街的出版生態讚嘆城南人文風情，絕對不會僅止學術、文學、文史哲，這樣文風鼎盛的昌明之地，看志文、遠景、爾雅、洪範、聯文、時報、麥田、印刻等，為台灣文學出版疆域，拓展無限廣闊的園地：看遠流、聯經、允晨、城邦，延展無垠的文史、生活新知；再看坐落羅斯福路的耕莘青年寫作會，苦心經營文學寫作課程，為城南博取文風鼎盛好名聲，殊不知存在於現實的艱困，正是科技產業發展興旺階段，電子產品的發達，相對殘害紙本閱讀人口直趨谷底，使得原已奄奄一息的文化產業，愈加艱辛困厄。

保存文化財一如保有歷史，日本經營得宜，令人敬服。反觀台灣，無視閱讀與文化的歷史價值，以空泛抽象的「建設」之名，把台灣出版文化漸次摧毀。

編輯人展現無盡美好的出版風華，上一個世紀見過不少，只是尚未察覺，當初互勉說好要一起加油，離開後就難再見了。或許到了某一天，回想起那些經過努力不懈而擁有短暫的風光，一本強打新書的出版，動輒一刷五千本、上萬冊的喜悅，繁難重現；或許，眾人已然渾忘業務人員車來車往，奔馳城南街道，以及大榮貨運司機樓上樓下搬運新書、退書的匆忙樣貌。

歲月遠走天涯，記憶朦朧，我依然懷念純粹喜歡編輯、印製、買賣，勞心勞力的出版作業。

城南藝文風潮興旺一時，出版戰雲亦曾轟轟烈烈締造台灣藝文奇蹟，吸引無數學子、文青造訪朝聖，如今風華不再，排隊買書的盛況不復再現，消逝的豈止雜誌社、出版社、書局，逐漸消退隱沒的閱讀習性，反而成為奇景。

這種奇異景象，跟當前日本隱然褪色的閱讀風氣殊無二致；過去以來，日本各地電車、公車、站牌、公園，以人手一書，聚精會神漫遊文字世界，引為典範風潮，見諸世人讚揚，這股潮流終究同樣被人手一機的新世代產業取代，自發性的閱讀已成歷史名詞。

幸好，整建自小說家王文興舊邸，以原屋原型，重塑台北市文學地標，坐落城南同安街的「紀州庵文學森林」，公辦民營，定期舉辦文學講座、創意課程、文學書刊專題展、文學書店、新書發表會、咖啡餐點，與日本重要文學家的文學展覽館，殊無二致，就連落地玻璃映照柔和陽光與室外寬闊草坪，以及逢春花蕊綻放燦爛的富士櫻，都散發無比生動的清雅風情。

以經濟現實掛帥的台北市，自從安頓同安街的「紀州庵」，其文學現象所蘊涵的人文元素，讓文學即是心靈教育在台北城南復活。「紀州庵文學森林」正是一座活化文學館的指標，此時此刻的台灣，需要更多「紀州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