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秀琴一點都不特別，小說開篇就寫：「我們的女主角秀琴，在班上四十二個同學裡面就有三個」，不同於極盡能事的張揚主角的獨特，黃春明反倒宣稱「叫秀琴的就有一拖拉庫」。秀琴當然是個漂亮女孩，甚至可以視為許家的「家業」（譬如她的美色促進了「太和料理店」的生意）。但黃春明又補述：「縱然有天生麗質的女孩，成長的過程，被生活環境的折磨和大小病害，也給侵蝕了。」這段話彷若全書的預告：再美的女孩，終要在生活裡日漸消磨。「秀琴」這一菜市場式命名，揭示了黃春明長年的創作關懷：他不只要寫一個人低到土裡，還要讓她從土裡透照出普世之光來。由這個角度看，秀琴當然普通，普通到可以是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女孩；卻也弔詭地，秀琴竟顯透出某種「神話」的質地。

秀琴的特點也很普通，就只是「笑」。

她「愛笑」，「做錯事挨罵的時候就愛笑，打破一個碗，寫字太重，壓斷鉛筆尖也笑，被罵得厲害的時候除了淚流滿面，最後，她還是以笑作結尾。」這樣無法遏止的笑，或許讓人聯想起蒲松齡的《聊齋》。在〈嬰寧〉這個故事裡，蒲松齡寫嬰寧「含笑撚花」、「嗤嗤笑不已」、「笑不可遏」、「狂笑欲墮」、「女笑又作，倚樹不能行」等等，如此著力於一女子的笑，在漫長的中國文學傳統中亦屬少見。這個「笑」當然不只表情，更夾帶力量。所謂微微一笑能傾城，嬰寧的笑，殺死了輕浮的鄰人之子，秀琴的笑則害醫生之子撞上電火柱。不同於嬰寧被婆婆告誡，「人罔不笑，但須有時」，從此不笑；黃春明則讓秀琴笑到了最後。然而同樣是笑，秀琴的笑從最初的純真開懷，到最終喪失神魂近乎癲狂──秀琴仍然在笑，卻不再是同一個女孩。「笑」的層次，當然不只如此。值得留意的是，本書的核心雖然沉重哀傷，黃春明卻將它寫成一部充盈輕快笑語，不避惡俗趣味的小說。

小說家布置諸多機關設計，不見得和主線情節密切相關，卻反覆形塑著庶民生活的樣貌。比如「劇組一夥」前去宜蘭取景，在太和餐館吃了一頓霸王餐。主人許甘蔗對沒有收錢一事耿耿於懷，卻又掛心對方找秀琴拍電影的允諾──那可是許家一舉翻身的難得機會。這筆餐費由誰開口去取？如何取？黃春明寫活了許家人「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理，也讓讀者懸著一顆心。而這一溢出常軌的事件，亦帶動整個故事，往不可復還的終局奔去。

黃春明描寫當時從宜蘭打電話到北投，屬於「長途電話」，還要特地到電信局去。為了節省時間金錢，即便電話罵人也要快速大聲，整室的人都會聽見。不過，由於種種顧慮，母親碧霞打電話要錢仍希望對方讀心；那頭的人問起有什麼事情外找，她說：「嘿嘿嘿，倒是沒什麼事啦。請你告訴他我們找他就好。」即便道理站在自己這邊，碧霞依然婉轉，那是以自己的善良度人。小說中細瑣的日常對話，一方面透露生活世故的質地，另一方面也勾勒著廣闊的時代景深。

從宜蘭到台北的距離，當然不只是空間的迢遙，亦象徵「鄉野」與「都市」的衝突張力。誠如陳建忠研究指出的，「與『現代性』遭遇的問題，仍然是黃春明小說一個無時無刻存在的時代背景。在『時代巨輪』的推碾下，許多關於鄉野的故事，連同那個完整的小世界，於今竟有消亡的可能，這恐怕還是黃春明難以化解的一種創作執迷（obesession）或情結（complex）。」（引自陳建忠〈神祕經驗的啟示與鄉土倫理的復甦〉）。更巧妙的是，黃春明運用「公用電話」這一充滿「時代感」的機械，暗示都市與鄉村的溝通／理解困難；也正是這樣的「有隔」、「阻礙」，奠定整個故事的走向與基調。

大衛．艾傑頓（David Edgerton）在《老科技的全球史》中，指出過往書寫科技史，往往只著眼於「發明與創新」，毋寧是個失準的視角。他認為，科技史研究的重點，更應放在「使用中的科技（technology-in-use）的歷史」──艾傑頓引述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的說法：過去和未來的時間總是混雜一氣，「科技在以使用為中心的歷史中不只會出現，還會消失與重新出現，進行跨世紀的混搭。」對今日的我們而言，小說裡描述的「在電信局打公用電話」，早已是一種「老科技」了（所謂「老」不一定就是「舊」，而毋寧是一種「半新不舊」）；但它仍以某種形式或精神，在我們的時代存活著。「電話」當然只是一個文本細節，但它彷彿切片，投影出時代變化的軌跡：不只人們對於時間／空間的理解正在改變，人和人之間，乃至「城」與「鄉」之間的關係，亦在緩慢的推移。

《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中，對於「老科技」最顯目的書寫，無非就是「台語電影」的拍攝了。它不只構成整部小說的故事主線，亦是一全書的重要隱喻。簡單來說，這本小說描寫《午夜槍聲》的電影劇組，如何在宜蘭發現秀琴，藉由威脅利誘，又騙又哄，讓秀琴赴台北擔綱演出。這個「在心裡始終分秒不離自己」，反覆唸誦「忍」字訣的秀琴，最終墮落，成為了「酒家女又是店花」的「盤絲洞艷紅」。在過去，人們對於黃春明的閱讀，多著眼在小說書寫，而較忽略其長年於影視圈工作的背景。事實上，黃春明從1963年起，就任職於「中廣宜蘭電台」，製作廣播節目；而在1972到1974年間，黃春明不只規畫中視《貝貝劇場──哈哈樂園》，亦加入「芬芳寶島」團隊，導演《大甲媽祖回娘家》、《咚咚響的龍船場》等紀錄片。（以上傳記資料，參考《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黃春明卷》）。黃春明在85歲高齡完成的這部小說中，展現其對電影文化的深刻觀察。而那也提醒著讀者，有必要重新蠡測黃春明於不同媒介間的跨度與流轉。

有意思的是，《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描寫的，應是1949年前後的故事（例如有軍官被召回打「徐蚌會戰」的情節），卻又彷彿跨時空的，出現了1965年才上映，黑澤明的長片《紅鬍子》。或許，黃春明志不在「電影」，而只是藉此形式，揭示台灣人的「受辱與受迫」。黃春明極力刻畫劇組內外的權勢角力，也因此留下沒落的台語電影時代剪影。電影即政治，此在小說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毋庸贅言。而小說中，對於庶民藝術，對於這樣「被遺忘的一代人」的重新認識，讓我想起了蘇致亨的近作《毋甘願的電影史》。

當然，那讓人「毋甘願」的不會只是電影史，也當是台灣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