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地》（2022）是長期參與社會工作的顧玉玲，在寫出廣獲好評的移工故事《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2008）和《回家》（2014）多年後的首部長篇小說。小說以一位曾歷經白色恐怖事件的張進善，因其曾有的招供審訊，從此為他的家庭與人生帶來種種效應的故事為主軸，輻輳出從日本統治、白色恐怖到2022新冠肺炎疫情的當代，三個世代三個家族歷史記憶之故事。從故事背景與所涉情節來看，我們很容易將《餘地》置入台灣解嚴以後，「大河小說」的政治受難創作流脈：以政治個體所遭遇的創傷及效應，深入觀看權力施作的痕跡，並以歷史真相的挖掘，加入台灣主體性的建構工程。

然而當我們試著將《餘地》置入「大河小說」一脈，又將發現《餘地》有著截然不同的書寫調性。以人物與書寫視角為例：一般的政治受難小說，通常會選取遭受政治迫害後的倖存者，以其創傷的餘生，及被事件波及的人際網絡，聚焦「加害者」與「受害者」之尖銳衝突。但顧玉玲所選取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張進善，卻是一位非典型的政治受難者，因為他雖曾被審訊，最後卻無罪釋放；而貫穿整部小說，並推動情節發展的核心人物，更是邊緣的邊緣，也就是僅被歷史餘波掃到的張進善遺孀，老婦人廖惜。此外，在歷史真相發掘中，隨著小說中不同世代、身分、階級（如勞工、移工、原住民、精神疾患、同性戀⋯⋯等等）人物的一一現形，亦不見小說家著力於對權力關係下，「加害者」與「受害者」尖銳衝突的描繪；甚至在面對台灣過去的歷史創傷記憶時，也不循著當道盛行的「轉型正義」視角，聚焦於挖掘真相後的「究責」或「和解」問題。

以上書寫現象來看，顯然必須先打破閱讀慣性與期待視野，才能讓小說的特殊性顯現；或者反過來說，這本小說的特殊性，便如「餘地」書名的隱喻，是作者特意與既有類型小說保持距離，以傳達特殊訊息的書寫。是以如何閱讀《餘地》？作者想要傳達的特殊訊息為何？小說既然觸及台灣現代史的政治事件，那麼在當今社會「轉型正義」呼吁中，它可以提供怎樣的對話經驗？我以為《餘地》的特殊性與重要性便在其中。

歷史對我們做了什麼？

《餘地》的小說結構分為兩部，每一部各有13短篇，而貫穿著兩部，使敘事連結的主要人物為在終戰是年出生的客籍婦女「廖惜」。小說開篇之前是一個虛實之際的六歲廖惜的鹿夢，這是一隻輕輕嗅聞著她的絕美神獸，似有靈性，掀開了廖惜與母親依偎的幼年，及在勤勞中對未來懷抱希望的青春期。鹿夢之後便是第一節「未來已經來到眼前」，小說鏡頭下，此刻的廖惜已經是一位連蹲坐馬桶都會雙腿發麻的老婦，雖然她依舊對家事幹練，習於照顧家人，但是丈夫張進善已經去世二十幾年，大女兒芬芳有自己的家庭，二女兒遙遠雖和她同住，但兩人交集卻不多，連外孫小文、大言也少來吃飯了，現實處境來看，「未來已經來到眼前」，她的生命很清楚地便是線性時間下，終點將至的衰老黯淡，以及家庭成員的各自分散與凋零了。

以故在「未來已經來到眼前」的生存危機警訊下，小說開頭，那位攜著張進善五封信件，從美國來到台灣叩廖惜的門，欲探問父親是誰的年輕人謝真，便如夢中的鹿一舉躍進了廖惜的現實，為正迅速走向黯淡衰頹的線性時間按下了暫停鍵；透過這個暫停鍵，顧玉玲寫出了她的「餘地」史觀：較之傳統宏大歷史關注的個體如何參與歷史，以及對歷史發揮的種種效應；《餘地》則是反過來，透過小說所有人物（如和廖惜同代的張進善、余啟正；下一代的遙遠、芬芳、謝幼存、余霽；以及第三代的謝真、小文、大言、阿新，又延及阿新媽⋯⋯等等）的互相連結、認同，乃至互斥與推遠的關係網絡，發問：歷史對個體做了什麼？而若有所謂的歷史暴力，它如何呈現在我們生活中？

為什麼我會傷害自己摯愛的人？

從「究責」與「發現真相」的老路離開，《餘地》中，顧玉玲讓歷史顯現的方式，便是以謝真的問題為引子，讓個別人物，及三個家族間的種種關係弔詭，以情節的相互滲透獲得被看見與釐清的機會。而在看見與釐清過程中，我們發現，歷史的暴力所在，已不僅是個體的創傷，而是讓承受歷史暴力者從此退回自我巢穴，成為一位拒絕，或喪失與人溝通能力的孤島之人。我以為這是作者的用心所在，因為如此視野下的政治暴力，已從一個具體的傷口，演變成一整個扼殺生活生機的過程。如小說中曾被審訊招供的張進善，雖被無罪釋放了，但因說不出口的負疚與壓力，成為了家庭的乖戾施暴之人；而張進善的女兒芬芳因為忌妒父親與好友幼純的友好互動，竟向學校檢舉自己的父親，但也同時付出擔負罪惡重擔的代價，即便多年後工作有成，背後仍是失能的婚姻與嗜酒的生活。當記憶的線索被一一牽起，顧玉玲讓那些原先噤口的人，重新獲得了說出內心話的機會，而在我與他人的關係性中，最殘酷的話語與真相竟是：為什麼我會傷害自己摯愛的人？

正是這樣的歷史視角，既往政治受難小說致力敷演的：個體的創傷、歷史的真相，以至究責與正義伸張這樣的寫作範式，在《餘地》中便不那麼重要了—傷害都發生了，每個與之關聯的個體也都受到了影響，但顧玉玲不再焦距與放大它們，而是讓它們成為眾多人物的生命背景，再往前也後退一步，從自己當下的生活，看看這個傷害究竟對人發揮了怎樣的作用？進而帶領讀者思索：在那些憂鬱、焦慮、無能、愧疚⋯⋯等等情感深谷中，人的生命能動性是否還在運轉？「我」是否還具有成為「完整的我」的可能與豐富性？我以為這便是「餘地」的核心問題意識，在核心問題意識下，所有人物都必須探看過往生命痕跡，並且站在此刻發問：我是誰？我能做什麼？

命運框架下的一方餘地

從這裡來看，小說家的寫作動機是明確而具意義的，在「未來已經來到眼前」的生存危機中，小說家關注的不僅是一個曾經發生的歷史事件或身世謎題，而是具存在意義的追問：如何打破線性時間的衰頹、現實處境的黯淡？如何從與他人的溝通與交流中，重新看見自己的權力意志？特別的是，長期參與社會工作，小說家除了深化了自《我們》、《回家》以來的觀事／觀世視角，更在《餘地》中，充分運用了虛構的筆力，細膩地將線性時間下的圍困，搬演成一則則重新從「他者」觀看自己的創造性課題。

因此可以說，「餘地」是一種歷史視角，也是創傷之後，仍具有能動性的新主體，更是小說中，那隻自夢中躍入現實的鹿──以其靈動絕美的眼睛，激動著我們對種種命運框架的覺知，為的是取回我們生而為人的自由。如作者在〈後記〉所言：「『餘地』多半畸零，崎嶇難立， 甚且不得容身， 不過是免於僵化罷了。」當現實世界的傷害不斷，而種種公平正義言說，乃至政治正確仍不斷框架我們認知，以形成簡單判斷時，這樣的一方「餘地」，不就是我們必須為自己贏回的立足之地？因為對這方生命餘地的被看見與書寫，在蓬勃出版的書市中，《餘地》遂有了一方不可忽視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