颱風外圍環流掃過台北盆地的下午，雨水打在觀音山。黃春明老師在士林的居所臨溪，水道邊植有櫻花、龍眼與芒果樹，四季皆有不同花果。宜蘭是故鄉，而這裡是黃春明住了35年的家。他站在窗邊，雨停時，指遠山與近處，從小說與我們聊到童年，帶我們一路走過他華麗多元的文學旅程。

今年，黃春明85歲了，自2014年罹癌、化療的大病中走出，一路走回了寫作場，去年才出版新作《跟著寶貝兒走》（2019），今年又即將推出新小說《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2020），創作能量高張，放諸所有世代與海內外的作家，依然驚人。談不同時間裡的寫作，自有不同，如今的他能一邊在平板書寫、一邊構思，可不變中依然有事物恆定，一如他的創作之心：「很多人問我寫小說有什麼規矩？我一直是最沒有規矩的一個人。想做什麼、什麼沒做完，我就一直做。」如黃春明自述，他寫小說、過生活都有一種「狂勁」，對喜歡的事物會全情投入。

★我的創作原則：「敘事（Narrative）只是一條橋樑」

《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在今年三月間定稿，可它的故事啟動於三十多年前。不劇透定稿，原初的「秀琴」故事，與如今有全然不同的結尾，那個愛笑的秀琴當了老富翁的第三房小妾，求全討好的過完一生，故事的高潮停在秀琴的棺材要從四樓公寓運下，樓與巷窄小的從前，只得把門前的鳳凰木一一鋸斷。時代拓寬了城市，那處以黃春明舊時居住過的北投街景，也跟著時代拉闊，黃春明把小說結尾狠狠的改寫，因為他明白：「世代在變，你現在在寫小說，背景當然會不一樣，不一樣也沒關係，不一樣也有東西可寫。」不是不戀舊日，而是對他來說，他更希望小說是能被閱讀、理解的。

「後來我在想，現在要寫這些生活、交通的景象，可能沒什麼人懂。」於是他便直接改掉腹稿，雖然他明白，不改寫也可以，但他更希望自己的小說「合理」。具有所謂合理性的作品，才能穿越語言、時間，黃春明從不同國家的作品說起：「為什麼文學可以被翻譯過去、翻譯過來？為什麼蘇聯的、美國的、法國的、義大利、日本的，或是我們被翻譯過去的作品，能夠被讀懂？正因為它有『共通性』。那就是，寫人。」他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即使寫的地方都沒聽過、去過，為什麼讀時還會感動？都是因為「人性」。即使每個人不同，膚色語言都不一樣，人性依然是共通的。「你在文學上對人性的刻畫、遭遇的事件，或一個戲劇性的場景，都要合理，合理就是合乎人性。」他對人性的點評，世故卻又真誠，一如他的小說。

當我問起，數十年來的寫作積累，是否有一套自己的心法時？他亦不藏私，分享了屬於他的黃金時代、高光時刻，細細說起：「寫作就像挖礦一樣，你挖挖挖，可能還沒有礦，石頭泥巴都很多。直到你挖著挖著，發現了礦脈以後，反而要更小心，去一點一點撥開它。因為礦脈不是一條直通的路，它會彎來彎去，彎來彎去不是亂，它有一個脈絡。」黃春明以礦脈比擬，寫作的心法其實是沒有他法，就是寫下去。寫著寫著，直到你找著了脈絡，直到那一天，他說：「你寫東西，小說就會自己在跑。」

在春明老師的家談小說，也看見了他一路撥開的礦脈，從《鑼》到《看海的日子》，昔日手稿一一在眼前翻開。當小說自己在跑時，文氣成了一口長長的氣，看黃春明的原稿，你會發現，稿子上少有修改錯字，每一章頁幾乎都是順暢寫就。這不是急就章或快思快寫，反而是更慢更沉的積累能量，黃春明一邊翻著舊稿，一邊提醒：「寫作的人不能急，要找到礦脈，再慢慢把它剝開。」

談到寫作有什麼特色與原則時，黃春明只說了一項，卻是細細地、認真地說：「這一個原則很簡單，比如有些人會為了顯示自己學問好、識字很多，用很多冷僻字，我從不這樣做。」當然他明白，文學具有多種形式，只是「小說」應該是最具普遍性的，小說應該要讓最多的讀者讀懂。於是，在他的小說裡：「敘事（Narrative），只是一個橋樑，你經過我簡單、安穩的橋樑，走了過去。走去哪裡？去我的小說世界裡面。」於是，《看海的日子》裡白梅的一生，不需要作者現身寫下：「她好可憐」或「她如何勇敢」，這些形容詞在黃春明的作品裡不用出現，他比喻：「就像是寫一個戰場，你不能說那個士兵如何英勇，要讓讀者自己覺得。」小說家所要做的，只是深刻地把畫面呈現出來，讀者自有評價。

順著他敘事的橋樑，通往他形形色色的故事中，你會明白，一切正如他所說：「雖然是虛構（fiction），但虛構只要合乎人性，就是真實，你會知道虛構比事實更加真實。」黃春明說就像強調事實的新聞，其實也只一個表面，當你決定把眼睛、耳朵交給大眾傳播開始，它們就在幫你決定價值了。而我明白，黃春明心中、眼中所看到的世界，總還更多有價值，與需要被賦予價值的萬物。

1973年，黃春明為了拍攝「芬芳寶島」系列紀錄片，帶著攝影機跑遍全台灣，記錄下這片土地的生活與故事。（黃春明提供）

★說故事的小說家

德國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曾經定義「說故事的人」，他們可能是遠方航行而來的水手，也可能是傳承地方記憶的老者，當這些人開始衰落消失，才出現了「小說家」。班雅明認為「小說」的出現，更是一種交流經驗的不復。身處當代華文文學最重要的一線小說家、台灣國寶級作家的黃春明，至今沒有停下訴說的能動，仍以他「小說家」的身分，盡力地重現、書寫他想說下去的故事，因為「說故事」、「有故事」對他而言，至關重要。

黃春明總有一股風采，讓你覺得活力輕盈，那來自於他頑黠兼有的個性，比如他自剖：「可能台灣作家裡面，我學歷最差，但我很有想像力。」童年時的他，總愛聽各種故事，那些故事餵養了他，成為他想像力的根柢。比如他經常跟爺爺到廟裡去聽《三國演義》、《水滸傳》，被那時的說書人，深深撼動。「我現在也重新再看《三國演義》，更有意思了，你看從前的一篇小說裡面，從《東周列國記》、《西遊記》到《封神榜》，有那麼多人物，怎麼應付？多得不得了啊。」或許，小說家不能成為古典裡說故事的人，但從黃春明的小說中，也保有另一種可能，故事總得在小說家身上，延續下去。

黃春明的童年，就像是故事的原鄉，他回憶那時也經常跑去看歌仔戲，歌仔戲中有一種「哭調」，專為女性打造，在台灣更分為「宜蘭哭」、「台南哭」不同哭腔。從前，黃春明跟著阿嬤穿梭市井，記憶故事，更記憶各種腔調。他形容，許多在地的藝術與故事，是四海皆有的，或許就像小說的「人性」一般。後來的黃春明，也從歌仔戲聽到了新古典，他舉George Gershwin的一首西洋經典歌曲Summertime為例，這首歌的發想，其實就是受到來自中國的鐵路工人，那半哭半唱的聲腔啟發。黃春明深以為：「這東西比黑人音樂更blue、更靈魂（soul），我認為它很接近人類的心靈苦難。」

想像力的開發，在黃春明的生命經歷裡，從不來自教科書、學校教育，他坦言：「我認為，我的想像力開發，可能是從前我看的戲、聽的書，那些來自中國古典小說的故事，像是土遁、掌心雷等等，都遠比現在的美國電影，更有啟發。」我們自有的故事，或許久遠、或許古典，但他認為甚至比起《變形金鋼》等電影，還具想像力。「那些電影，我們可能覺得它很美很過癮，其實就是在打架，就只是暴力美學。」

想像力的再造，也成為了黃春明多年投身兒童劇團的原因，他將小時候聽故事、看話劇的能量，盡所能地傳承延續，只因他深切明白我們的教育如何輕忽了想像力，他觀察所見：「重視知識而不重視生活的考試教育，其實阻礙了我們非常大，我們變得很形式。」於是這許多年來，他開始強調「生活教育」的重要性，生活裡藏有真正能教育人生，不只作用在創作的養分，比如「語言」。

黃春明引導我們思考，語言先於文字誕生許多，農業社會裡，講古猜謎都靠語言，文化也就從語言流傳下來。說起典故的黃春明，總是舉重若輕：「所以你看古代，某些考上狀元、當上駙馬的，書讀得很多，但在忠孝的執行上，遠不如那些不讀書、只聽過故事或說書的。」語言教育的深刻性，跟一個人單獨從課本上讀見的，更來得深刻。他也強調，語言不只是理論，戲劇、電影都是對話語言，所以對話是藝術、是最難的。「所以有時我要寫一個有錢人，寫他穿什麼、吃什麼，都不足夠交待他的背景條件，但從他的語言寫，卻可以做到。」

他國台語交雜地與我們在雨中雅宅，談古論今，小說總是能令他眉眼開展到最自在的一環，招待客人的小桌几上，有黃春明小說中寫到的「林檎」（蘋果）與茶香，在他其中一間書房裡，黃春明將他的小說之心，一起端出招待。談起小說語言，他細緻地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是「敘述的語言」、「肢體的語言」、「內心的語言」，還有「對話的語言」。在小說當中，他認為最難卻又最能傳達個人的，也是語言。當你說「討厭」，可能是嫌棄與不喜歡，翻桌子也是討厭，感情很好卻也可以說討厭。那要怎麼知道討厭或喜歡，還是有賴語言，因為語言它包括發音，更涉及到肢體與表情，黃春明藉孟子一言：「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語言的巧妙，就在訴說的時候，藏不住人的真性情。

黃春明的閩南話地道，他也提到閩南語的有趣：「它的讀音比語音多，一到十的語音、讀音完全不同，各地腔調也都不同，一鄉一腔。」可是語言在他心中，始終不是發音的問題、標不標準的問題，他以自己的中文也並不非常標準為例：「語言不是聲音而已，跟小孩說故事，語言標不標準也不是什麼事。重要的是你與他相聚，即使比手畫腳也有意思。」許多年來，他幾乎每周都回去宜蘭，來到自己與團隊經營的「百果樹紅磚屋」講故事，即使是病後與疫情間，他也盡可能地幾個禮拜，要回去一次。

黃春明深信教育來自生活，像是母語、語言的交流，即使不同於物理數學，也都是教育，「那全是生活教育、情感教育。」三年前，屏東大學授與黃春明榮譽博士學位，也是他繼佛光大學、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後，第三個榮譽博士學位，授獎典禮那日的演講題目正是「生活教育」。講座後，他受邀題字，信手寫下至簡卻也至深的一句：「生活教育的教室有多大？天與地！」如果沒有生活教育作為基礎，知識總陷落空談。

★愈沒人看文學的時候，就愈要寫

訪談在午後開始，黃春明老師笑著與我們家常，忽然提到一段趣事：「我人生做過很多事情，比如六、七年前還去了美國演講了28天、14場演講、環美國一圈，後來更加碼了幾場。」。美國本土寬廣，四處有時差，他回憶道：「在那裡，很多人都問我，你前天在那、今天在這，難道都沒有時差嗎？」他感覺自己是沒有時差的，雖然當下也說不出個道理，「後來我想，可能生活本來就沒有規律，沒有規律哪來的時差。」說來輕鬆笑呵，其實黃春明的人與文都是笑中藏重，談起現在的作息與寫作，也有它的脈絡：「白天睡覺，晚上不睡覺後，一開始很苦惱。可是因為癌症瘦到剩下53公斤，頭髮掉光、化療六次，睡眠才被弄得不好，後來調到可以睡了，卻變成睡白天。」不管白天與黑夜，總有一事沒被放下，那就是創作。他談夜晚的寫作，於思考，有很大的改變。不同於年輕時，他在下午帶著兒子到那時的明星咖啡館三樓，一邊看孩子、一邊寫作，現在的他形容：「晚上十點過後，孤單一人醒著，其實腦筋很集中。我現在晚上的時間，就一直在想還沒有寫完的故事，像一直在清倉。」於是我們看到了《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的出版、面世。黃春明老師言笑間不怕打趣自己：「我現在寫的是從前腦筋想過、沒寫在紙上的腹稿，可能也是胡搞瞎搞。」但當你翻開小說，第一章未讀完，就已明白小說家手裡仍握有寫作的礦脈，揮灑寫意。

比起時間的管理，黃春明認為寫作的管理，更看重個人生活的實踐，因為寫作不是生產線。「工廠為了生產，當然要管理。我們搞創作的話，就要看個人生活的實踐。」他也坦言，其實寫作總是辛苦的，不管任何時間。他帶我們回到與老友尉天驄的一段往事：「比如寫〈看海的日子〉時，那時他跟我說：『春明，截稿日到了啊，我再給你延一個禮拜，如果一個禮拜沒有出來的話，雜誌我就印〈看海的日子〉，黃春明，其他都空白。』」黃春明笑憶，那時他不知道尉天驄到底敢不敢，但他實在不敢。所以只好工作也不管了，連寫三天，稿子後來寫完了，工作也丟了，創作的辛苦就是這樣。

過往與現在的辛苦，「初寫」與「大家」之間的辛苦雖然不同，卻依然能共感。黃春明看這個時代，懇切直言人類作為生物之一，卻是所有生物裡面最野蠻的。社會的進程，本來應該是「思想哲學」與「科技」並行的雙軌發展，但現在總讓他感覺「思想哲學」的發展，似乎停頓了下來，而「科技」卻像煞車壞掉地飆速前進。在他看來，其實藝文，就是煞車。

如今仍在寫作，並且依然要繼續寫下去的黃春明，能如孟子般看世，處世卻又似周伯通，面對科技資訊的狂飆時代，自有對策：「文學的社會意義越來越弱，因為人們愈來愈不看。愈不看的時候，我就愈要寫。」當世界變得物質化，如他所言，一切都要好吃、好看，只是在滿足低級的感官。

抽離自己的感官，他自言也像對人言：「如果我們隨波逐流，就會不能生產。」因此，他期許年輕一代的作家與青年們，要能深入生活，從物化中抽身，「以免淹沒在大眾之間，自己都不知道。」新世紀已過了五分之一，小說家將繼續書寫，故事都還在啟程，文學總能新鮮。訪談最後，暢談無拘的黃春明只稍微保留了一道提問，當我問起，下一本書名或主題是什麼呢？他眨眨雙眼回道：「我最近已經在寫了，但不能講，怕以後碰到你，又被問起『老師，你那篇寫完了嗎？』」

這就是如今的黃春明，當他繼續書寫，我們的文學總還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