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照護是一種權利，而非一種特權。

——提摩希．史奈德

這本書講的是「逃出一個有缺陷的醫療系統的故事」。作者史奈德是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研究種族清洗、納粹大屠殺、蘇聯的恐怖統治，長久以來，他心中念茲在茲的是「如何抵禦過去的暴政」、「如何保障未來的自由」，2019年12月，他闌尾穿孔，然後切除，接著肝臟感染，又動了手術。病倒前，他在講台上講的是美國是怎麼成為自由國家的，住院後，病中體驗使他重新思考美國以及這個國家裡的自由。史奈德的病房日記，第一句話是：「這裡只有憤怒、孤獨的憤怒。」他發現美國聯邦政府和醫療的商業化使民眾不再健康，這也意味著疾病、恐懼使民眾失去了基本的自由。

史奈德急診入院，等待了很久，見到醫生的次數不多，見到了，對話也少，他感覺被診治得漫不經心，術後，因缺乏妥善照護而感染，出現敗血症，不得不再接受手術，史奈德在現實世界變成了旁觀者，他說：「我自身的不適是有意義的，它幫助我了解我們社會的『病』。」美國夢，大家耳熟能詳；美國病，我們不免陌生。

作者回憶多年前妻子在維也納生頭胎的時候，受到體貼的照護，享受了溫暖的福利，他的妻子在美國生第二胎時，經驗卻遠遜於前。奧地利的醫療系統既為孩子也為大人著想，美國則遵循著一個潛規則——「一切利益至上」。許多的人道對待出現在奧地利，美國卻辦不到，作者納悶。

    2020年初，史奈德住院時，新冠疫情剛剛開始，整整兩個月，川普政府都虛擲在昏聵和誑語當中，新冠肺炎的確診案例則持續飆升。醫院沒有把篩檢放在優先，醫生對周遭的措施也沒有發言權，政府鼓勵製造商把口罩銷往中國，美國自己的醫護卻缺乏N95口罩可用，作者接受超音波檢查的時候，身旁未戴口罩的技術人員不斷咳嗽，大家膽戰心驚，許多醫生、護理師在沒有任何防備的狀況下染疫身亡，美國整體死亡人數更是超過了二戰。川普隱匿真相、操弄民眾，白宮爭論意識形態，而非流行病學，最終，威權主義威脅了國人的自由和生命。這場公共衛生危機暴露了美國民主的衰敗，大型媒體和新興社群媒體扼殺了地方新聞，社群媒體往往「消費事實，卻不生產事實」，民眾無法完整得知疫情真相。沒有知識，就無法健康，沒有健康，就無法自由，美國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數躍上了全球之冠。

新冠疫情雪上加霜，許多美國人原本就沒保險，數百萬人隨疫情丟了工作，也丟了保險。疫情開始那幾周，兩千多萬美國人失業，而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總數卻激增了兩千八百二十億美金。美國，財團老闆一向是眾人的榜樣，即使危在旦夕，大眾仍然整天做著變成超級富豪的白日夢。

美國的醫療產業是一種寡頭壟斷，極度商業化之下，人不是上帝的孩子，而是利潤的來源，財富的分配狀況決定了一個人能受到的醫療照護，美國人在這方面付出的遠比其他國家的人多，得到的卻少。史奈德發現美國的醫療商品化造就出了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通往奴役之路》裡說的「被剝奪權利的中產階級」。史奈德認為美國應該建立「單一保險人制度」，而非向私人保險傾斜——讀到這裡，不禁為台灣人慶幸，也更瞭解為什麼那麼多旅美台人返鄉健檢、治病。美國的公共衛生系統嚴重失靈，史奈德認為醫療系統應給醫生更大的施展空間，讓他們的用專業去設計一個系統，使所有美國人都有健保、得到應有的照顧。醫生具有科學專業和人文素養，當民眾需要醫療時，應該想到他們，而不是「躲在他們廣告形象背後的公司」。

《重病的美國》從作者住院時開始寫起，當時，他「對人生最終要面對的那份孤獨感到憤怒」，他漸漸痊癒，卻仍感憤怒，不僅僅為了自己，更為了所有的美國人。他深信人人都應享有健康照護的權利，那是人「變得更自由的前提」。過去，我們很少在公共框架中思考自由與健康的關係，作者說的沒錯，健康是自由的前提，平時，基本醫療照護制度為公民提供了安全感，一旦有了需要，公民能得到及時、妥善的基本援助，社會整體方能真正安穩。書中不只一次提到了「自由的悖論」，作者說：「沒有別人的幫助，我們就無法做自己；沒有與其他人一起建立的連結，我們就無法獨立成長。當所有人都看得見真實的世界，才更理解為什麼要做某些事，讓我們無論是獨自一人還是與他人在一起都生活得很好。」以中國傳統思想的角度去看，重視個人的道家與強調群體的儒家，兩者在當代是可以調和、互補的，每個個體都該受到尊重，其組成的共同體既不應任人自生自滅，也不應藉由感情勒索而令其彼此牽制。「人」與「仁」原本即是相互涵攝的，適合個體生存和發展的群體應把設身處地、將心比心的原則轉化為專業取向的客觀制度，而不是取決於財富多寡的優勝劣敗原則。

史奈德在書的〈尾聲〉寫道：「無論我們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什麼地方，無論我們生什麼病，我們都不是物品，而是人。」並說：「我們要把彼此當人看，才能發展得更好。」有夢最美，世人對「美國夢」往往過度美化了，從對民眾的醫療保障去看，竟然成了夢魘，《重病的美國》即是史奈德在夢醒時分的現身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