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中國國民黨在台南創辦《中華日報》，初期採中、日文並刊模式，龍瑛宗即曾擔任日文版「文藝欄」編輯。該版面曾發表葉石濤、王育德、吳濁流、吳瀛濤及龍瑛宗本人的作品，堪稱戰後初期重要的文學媒體。現在若要追尋這段歷史軌跡，得藉由李瑞騰教授與該報合作、2018年台灣文學館出版的一套四冊「1946年《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副刊作品集」。這套書分日文「原文校注」與「中文譯注」二卷，每卷各二冊，收錄1946年2月24日至10月24日《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文化、家庭三專欄和少部分非專欄的相關詩文。

因政府推行國語文政策，《中華日報》自1946年10月25日起改為只出中文版。1948年在台北設立總社，並且增出北部版。這個模式雖持續甚久，但後來日感艱困，重心終究移回台南總社，原台北總社則改為辦事處。因為在台南印報再送至台北，要近中午才能到訂戶家中，缺乏市場競爭力。《中華日報》北部版主要還是提供給機關團體跟少量家庭訂戶，不像大台南早年幾乎都是該報天下——台南之於《中華日報》，頗似花蓮之於《更生日報》，都是四○年代創立後挺立迄今的地方報。

《中華日報》社方對文藝十分重視，歷任主編如徐蔚忱、林適存、蔡文甫、應平書、吳涵碧、羊憶玫皆認真經營，頗有成績。「華副」一向風格素雅，拒絕浮誇，儼然成為南台灣文壇重鎮。各地讀者今亦可從「中華新聞雲」（https://www.cdns.com.tw），便利取得及閱讀「華副」內容。蔡文甫先生本為汐止中學教師，會從1971年7月起擔任《中華日報》副刊主編，乃是受到當時的社長楚崧秋賞識。直到1992年7月退休前，蔡文甫總共編了21年1個月的「華副」。

雖然在稿費等條件上，皆不如「聯副」、「人間」、「中副」等全國性大報，但他仍然將「華副」經營成為不可忽視的文藝園地，也曾經於1986跟1988年，兩度榮獲行政院新聞局的副刊編輯金鼎獎。很難想像在執編「華副」之前，蔡文甫只有因為編過軍報《戰鋒月刊》而略懂字體跟字號，副刊實務編輯經驗可謂相當薄弱。他只是一名熱愛寫作的教師，跟《中華日報》最長遠的關係就是自1959年3月起兼任汐止特約記者而已。

楚崧秋社長聘他接林適存的位置時，副刊只有一名晚間才來報社的助理，負責處理初審及退稿事宜。彼時沒有電傳可用，蔡文甫要在台北自己發稿、算字數、畫版樣，再由飛機運至台南排印，打好紙型分成南北兩地印刷。他從「華副」的作者變成編者，身分有了巨大轉換；但仍在學校教書到1980年9月退休，所幸編務跟教務兩者不曾相互干
擾。從學校退休後，「皇冠」跟「時報」都曾有意延攬，只是都被蔡文甫婉拒，專心經營自己1978年創辦的「九歌」出版社。21年1個月的「華副」主編生涯，若說有什麼遺憾，應該是自身創作產量，從原本每年可以寫出一部短篇小說集，變成21年間只有在馬各主編「聯副」時發表過一篇一萬字的短篇，無怪乎他說：「自己深切感覺到的，副刊編輯確是謀殺作者最恰當的行業。」

蔡文甫的「華副」主編歷程，留下了不少輝煌事功，舉其要者如下：一、廣邀名家，新闢專欄：「華副」原以刊載小說跟散文為主，蔡文甫任內新闢不少專欄，譬如「我的生活」、「書與我」、「生死邊緣」、「我的另一半」、「我最難忘的人」、「藝文短笛」及紀念《中華日報》創刊三十周年設計之「三十年後的世界」等。出刊後反應良好，再如邀得梁實秋撰「四宜軒雜記」、王鼎鈞撰「人生金丹」（後結集為《開放的人生》）等例，讓「華副」在大報副刊夾擊下，仍然廣受各方矚目，也證明了蔡文甫的約稿功力。

二、副刊專欄，輯印成書：因「我的生活」等專欄反應良好，但報社並無將副刊作品結集出版之先例，故蔡文甫先商請「黎明」印行兩集。等到《我的另一半》由報社直接出版後，連連再版，於是《中華日報》才新成立了出版部，開始將「華副」精彩專欄結集，總數量逾四十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九歌」從來沒有出版過「華副」的專欄，可見蔡文甫律己之嚴。

三、廣邀名家，提拔新人：「華副」作者群以名作家及學者為主，但亦樂於拔擢新秀。凡遇來稿，能用即刊，不能用即退回。如果兩周內未收到退稿，大約都會在一至二個月間，以二或三天的頭題發表，並且配上名家插畫，讓作者充滿成就感。此舉特別可以激發新人作家的創作欲望，建立了起他們繼續寫作的信心。《中華日報》雖無海外版，但蔡文甫仍想方設法，在稿費遠不如其他大報的情況下，邀得國外作家及學人賜稿。

四、策畫梁實秋文學獎：梁實秋晚年稿件大多交給「華副」發表，1987年他仙逝後，蔡文甫便與余光中研議，成立全台第一個以作家為名的單獨獎項「梁實秋文學獎」。1988年由《中華日報》社方出資三十萬，配合文建會補助款，以這個獎項紀念文學大師對散文及翻譯的成就，也為台灣文壇積極培育散文創作及翻譯研究的人才。前20屆由《中華日報》舉辦（第13屆因公開招標，由台灣文學協會得標），第21至25屆由九歌文教基金會承辦，2013年起改由台灣師範大學接手。

五、串連南北各地作家，開闢文藝討論空間：「華副」常邀台北文學名家南下開講，兩度舉辦南北作家大會師，適當兼顧在地性跟全國性，讓自己從南台灣文壇重鎮，提升到全台文藝愛好者鎖定園地。「華副」風格固然一向以溫厚著稱，但蔡文甫接編初期，也曾讓副刊成為「論戰園地」。那是1972年6月10到11日，趙友培發表〈我國大學文學教育的前途〉一文，隨後引發38位持各種不同觀點者，在「華副」討論大學體制內的教學，是否該呼應現代文學的蓬勃發展。之後教育部准許大學設立文藝系並公布了「文學院文藝系必修科目表」，報社更於1973年出版專書《大學文學教育論戰集：中文系和文藝系的問題》。「華副」是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主導了大學文學教育論戰，有功於現代文學的向下扎根。

蔡文甫跟大多數台灣的副刊編輯一樣，並未出版專書談自己足以啟發後人的編輯心法。只能從他的自傳中，摘錄一些內容，權充線索：第一，謹遵「稿不離手」原則，蔡文甫副刊編輯工作21年來，從來沒有掉過一篇稿子。第二，副刊編輯不宜介入論戰太深，在正、反兩面意見平衡陳述後，宜適可而止，不要用有限篇幅，作沒有是非對錯的無限辯論。第三，編者是作者跟讀者間的橋樑，時時要尋找有趣的、有意義的好文章，介紹給廣大讀者。副刊不是訓導處，時時教訓別人；副刊也不是教室講堂，為特定的人授課，而是讓各階層的讀者，都能看到自己喜歡的各類型文章。第四，副刊編者不能只憑自己喜好，專刊一些深奧或譁眾取寵的文章，更不能站在台前發號施令。編輯最好在幕後默默地邀請名家，發掘新人，使他們樂意表現才華。由上可以推知：蔡文甫在編輯《中華日報》副刊時，持守的是平易、平實與平衡之心法，正可謂「見其編法，如見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