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足鼎立到千山我獨行
在蟾蜍山腳下服預官役的劉兆玄，處理完公文後，閒暇時總是伏案筆耕。同僚並不知道，這位書生樣貌的空軍少尉軍官從高三起，就和兄弟劉兆藜和劉兆凱共用上官鼎的筆名，少年老成的三人，原本抱持著好玩、新奇和有趣的心情集體創作，不料一鳴驚人，出版了一系列暢銷的武俠小說。
劉兆玄三兄弟閱讀武俠小說很認真，看得很深，繼而萌生「有為者亦若是」的想法，嘗試動筆與出版後，受到肯定，合約不斷，當下覺得很開心。邀約多的時候，同時要寫兩三本。他大學畢業，退伍後，出國留學，還有合同在身，持續創作了一段時間，直到弟弟劉兆凱也出國留學，有鑑於彼時冒名寫作的風氣很盛，於是在1968年登報宣告「上官鼎」封筆，再也不涉足武俠小說創作。
當年的小預官絕對沒想到，立志成為科學家的他，穿著軍服漫步過的辛亥隧道與芳蘭路，將有一天會鉅細靡遺地再現在《阿飄》的故事情節中。在空軍作戰司令部的同事大概沒料到，眼前的青年日後成為中華民國的閣揆。而更不可思議的是，劉兆玄卸下公職，封筆46年後，重拾起紙筆，一人復出文字的「江湖」。
★明代的故事意外找上門
一切都在意料之外，取得化學博士後，一路在學術界、教育圈與政界服務，上官鼎（註）說：「我覺得不可能再寫小說了！」封筆46年後，一個藏有明代歷史謎團的故事找上門，也催生了《王道劍》（2014）這部作品。
2012年上官鼎赴福建省寧德市訪問，參訪亡友陳棠華所創辦的「新能源科技公司」，卻意外地接觸到當地發現的「上金貝古墓」，許多文史工作者認為是明代第二個皇帝建文帝的墓葬所在。建文帝遭逢靖難之變，皇宮起火，下落不明，正史上留下一個謎團。寧德的文史工作者從出土文物中，發現了一件雲錦袈裟，袈裟上繡有五爪金龍，據此推論這裡曾葬有一位高僧，有著皇帝的身分，那非建文帝莫屬了？但缺乏更多證據支持，難以拍板定案，可是如果寫成小說或是發展成地方的文化創意產業，其實資料已經小有規模。
回台灣後，上官鼎把這個尚待一塊拼圖才能完善的故事，說給幾個朋友聽，大家都覺得很有趣。有一天，他心生一念，何妨以小說家的想像力與推論能力補上時光中失落的部分？回想起《王道劍》寫作的過程，上官鼎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寫了將近九十萬字都沒有回頭過，沒有丟掉一張稿子，一口氣寫完。」他開玩笑說，彷彿是建文皇帝附身，找一個人幫他寫出來，從繼位稱帝、削藩改制到受難流亡，旁及方孝孺遭株十族、鄭和下西洋，既是武俠小說，更是歷史小說。
全書完稿後才定名，最早寫下的書名是《王道之劍》，後來把「之」拿掉，寓意「王道」就是「劍」，畢竟一個國家要行王道，既要強盛，又要有力量，不僅僅是古人所說的「內聖外王」。上官鼎省思，孔子與孟子都強調王道，但難以實現，一個國家一旦有了強大的軍事武力，往往就成為霸道，呼籲王道的國家，不免都是弱小者。因此，他在小說裡面想闡釋的是「內力外王」，先求自身強大，再以力量實踐王道。具體的理念衍生自孟子的永續哲學：「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以現代的理念呈現，就是仁政、反霸、民本、生生不息與同理心作為核心思維，王道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霸道者「己所欲，必施於人」，這是截然不同的生態哲學，也是當代政治治理的不同典範。
《王道劍》中以儒家的哲理化為武功，史學大師許倬雲認為「應是借裨官說部，寓言人生至理。」上官鼎坦承有意借寫一個說部，來闡述自身對於王道與永續的哲理。他說：「小說中王道的哲學不能寫得太深入，篇幅一旦太長，就變成說教的書。」因此他將哲學觀化約成一套劍法，當中有著生生不息的力道，以看似平和的招式，展現出強大的力量。而主角為弱勢者醫病，為貧窮者融資，就融合了當代的「窮人銀行」的理念。至於浙江浦江鄭義門的故事中，全村都講究公益與清廉，共享收益，推動義務教育，聚落內的樵夫漁夫都以生態的方式作業，則彰顯了中國文化中早有社會企業與永續經營的理念，也成為《王道劍》重要的思想淵源。
★以小說寫時代之「痛」
上官鼎出版《王道劍》後，受到讀者熱烈的迴響，2014年受邀香港書展擔任「名作家講座系列」嘉賓講者，自此也經常現身說法，演講與座談闡述小說創作的理念，推廣中華文化與永續發展的觀念。在一次座談會中，有位聽眾詢問他創作的關懷，上官鼎回應：「我在寫的時候，與這個時代的痛其實是關係密切的。」懷抱著「疼痛」的心情，他跳脫了武俠的筆法與類型，陸續寫下《雁城諜影》（2015）和《從台灣來》（2016）兩本現代主題的小說。
《雁城諜影》是他重新提筆寫下的第二本小說，反映出抗戰歷史遭到扭曲下，一個知識分子的痛楚感受。
2015年剛好是抗戰勝利70周年，中華民國政府領導正面戰場抗戰，日本並不是向毛澤東投降，降書是遞給何應欽的，當是向國民政府投降，但整個抗戰的歷史記錄在中國大陸遭到扭曲。同時在台灣，政府抗戰與光復的貢獻，也遭到忽略與漠視，這讓他感觸良多。上官鼎的父母都是衡陽人，衡陽保衛戰在抗戰史上，是非常特殊、光榮又傳奇的一頁。所以他就以這場戰役為背景，以五個高中畢業的女孩子為主角，寫下《雁城諜影》，講述抗戰史中作戰時間最長、雙方傷亡士兵最多、戰況最為慘烈的衡陽爭奪戰。
《雁城諜影》中描述五個女子為國軍做情報工作，不免觸及一些幫會的情節，因此上官鼎忍不住寫了一點江湖俠義，寫法上還是依循著武俠小說筆法，較為平鋪直敘。但《從台灣來》就跳脫上官鼎的風格與寫法，轉向當代的國際議題書寫。
《從台灣來》牽涉到多個國家地區，包含台灣、烏克蘭、土耳其以及庫德族自治區，所涉及的人物更是複雜，裡面有台灣退休警官、台裔科學家、加拿大皇家騎警、國際刑警、美俄情報人員、中東軍火商和職業殺手等，故事線錯綜複雜，都必須動用不同以往的敘事模式，強化故事鋪陳的合理性，讓讀者感受情節轉折間的驚奇，上官鼎自覺在書寫上更別出心裁，也不同以往。
《從台灣來》以兩位台灣退休的警官為主角，都是神槍手，他們到國外謀生，遭遇到能源科技爭奪，九死一生，構築出一個諜報小說。上官鼎說，《從台灣來》的終極關懷，是庫德族人遭到國際霸權打壓的痛苦處境。庫德人非常可憐，本來三千萬人住在庫德斯坦山區，與世無爭，列強把他們裂解為四個國家，使人民成為四個國家裡面的二等公民。一旦當他們想要獨立建國，就遭到國際霸權阻撓與威脅，居住在不同國家的庫德人彼此互相殘殺，或扮演列強鬥爭的棋子，或淪為恐怖分子，關係越來越複雜，自治與建國的希望也越來越渺茫。庫德族人的離散與慘痛經驗不斷重現在敘利亞、伊拉克、土耳其的戰亂中，《從台灣來》彷彿一本預言與警世之作。
★寫出莫衷一是的背叛與忠誠
上官鼎寫作並沒有任何經濟和合約的壓力，自由自在，想寫就寫，他笑稱自己並沒有紀律，可是靈感來時，可以持續寫好幾個鐘頭，寫得很快，就可以彌補擱下筆所耽誤的進度。
走進數位時代，上官鼎依舊堅持紙筆書寫，《王道劍》的手稿捐給了國立臺灣文學館，可以見證一氣呵成，九十萬字寫成的歷程。《雁城諜影》則給國家圖書館典藏，《從台灣來》致贈清華大學圖書館。不過，現在上官鼎也不排斥電腦，他現在手寫初稿後，請助理打字，他再以鍵盤修改、刪節與調度，偶爾也會接受同事和朋友的建議，略加調整結局。他笑著說：「同事們的確很過分，他們看到一條小花蛇特別可愛，就說這條蛇絕對不能死！本來安排牠犧牲了，趕緊又救回來。」
相較於《王道劍》的調動較少，完成在《阿飄》（2018）與《變法》（2021）兩書之間的《妖刀與天劍》（2020），就讓上官鼎煞費苦心，跨越了武俠、商戰、歷史和偵探等小說類型。故事從以古物買賣為業的「東西文華貿易公司」，在湖南衡山發現了一副白骨及兩件古兵器，為了追索長刀是否是日本的「村正妖刀」，一路回溯到日本江戶幕府的忍者傳說，明鄭時代鄭成功父子的身世，還有女真族建立大清王國的霸業。不僅如此，上官鼎還穿越時空，讓主角旅行在日本、中國大陸、台灣與香港各地，展開一個恩怨交織的故事。
上官鼎說，本來這本書動心起念是寫「背叛」，父子之間的背叛，夫妻之間的背叛，家國之間的背叛，各種錯綜複雜的背叛。他感嘆：「等到潮水退掉，比你原來想的更錯綜、更迷離，甚至於就莫衷一是了，搞不清楚誰是背叛者了？人生常是如此！」因為涉及多個國族與政權的交替，其中一定會言者無心，讀者有意，就會聚焦與關注小說的國族認同主題。
一直自詡為一個說故事的人，而非文學作家，從中學時的武俠小說開始，並不講究小說創作技巧，而為了把《妖刀與天劍》故事中交錯的時空疊合有序，脈絡不亂，讀來不感枯燥，他在這本書中，敘事安排最為費心。上官鼎比較了前後的作品，很謙虛地說：「這本書我構思怎麼寫，花的時間最多，光是設計故事的發展與敘事的擺放，費盡心思，感覺上比較像是一個作家了。」
★帶著幽默點出民主政治的弊端
上官鼎的《阿飄》與《變法》是連璧之作，講述距離地球1.58光年的「塞美奇晶星」科技極度發達，但是文化與政治制度卻一直積弱不振。塞美奇晶星的一天，約相當地球上的一百天，因此二十多「塞星年」前，約為地球的西漢時期，塞美奇晶星曾派遣特使隨清娛來考察，記錄下漢朝的典章制度，在陪伴司馬遷時有了情愫，還懷上太史公的孩子──司馬永漢。《阿飄》中司馬永漢造訪地球，希望理解台灣與美國的民主制度，藉以改革還停留在帝制下的老帝國。司馬永漢以高科技隱身，可以任意出入軍事重地與國家中樞，行蹤飄忽，他故意把頭罩打開，讓地球人驚見一個頭，故而贏得「阿飄」的暱稱，上官鼎說：「阿飄第一次出現的地方，正是我服兵役附近的辛亥隧道。」既懷舊，也奇幻。
《阿飄》的趣味在於笑看時局，以幽默的筆法感時憂國。上官鼎強調：「我不想控訴，也不想批判，我只想把故事寫得有趣，有一點遊戲人間的心情。」他所塑造的國防部長洪天鑄就讓人捉摸不定，部長喜歡收集面具唱「儺戲」，儺戲的起源是先民趨鬼納吉的祭典儀式，演化到今天成民俗野戲，跳神時面具並不是戴在臉上，而是放在頭頂上，臉部和頸子纏上黑布，演員看起來更高，也更詭異。洪部長對立委極度奉承，內心裡其實萬分不屑，抒壓時就戴上面具唱儺戲，他最愛扮明朝大將傅有德，唱到傅帥被朱元璋逼得自殺，每每在面具裡痛哭流涕。《阿飄》中眾生相都有洪天鑄一樣的趣味，寓諷刺於幽默，讀者在笑後自然對台灣和美國的民主有所體悟與省思。
《阿飄》和《變法》都展現出上官鼎對民主政治變遷的憂心，無論是台灣或美國，民主政治都遭到政客操作成民粹，喪失理想性格。上官鼎認為：「如果民主制度到最後只剩下選票的時候，就會變成鈔票換選票，選票換鈔票，執政者想盡辦法多搞錢，求取下次選勝。」因此小說家的春秋之筆，都反覆辯證民主制度的墮落。
上官鼎讓司馬永漢到華盛頓DC參訪傑佛遜紀念堂（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細讀牆上革命先賢的民主理念，充滿了政治菁英的殷殷期盼，無論是：「造物者賦予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或是「任何政府只要破壞這些，人民就有權利改變或廢除之。」無非想要證明，美國過去一百年來的民主傳統，曾經具有理想性格，也使之強大，但台灣從美國學來的民主已經是強弩之末，自然在台灣推動時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弊端與荒謬，最讓人拍案叫絕的是，到了《變法》一書中，整套制度移植到賽美奇晶星，從帝制到立憲的改革，民主制度能確保繁榮與發展嗎？就成為推動全書情節的關鍵議題。
《阿飄》細寫了台灣和美國的風光，以及當代的政府與商業體系。《變法》則詳盡考究了西漢的典章制度、服飾、建築與市民生活，人物對話也都環繞在先秦與漢代的文學與思想典籍上。上官鼎下筆前，一定仔細考據漢代的一切，才敢動筆。他強調：「歷史太迷人，隨著成長，慢慢會發現，一切發生過的事情有必然性，或是有偶然性，所有事情都似曾相識，歷史真是非常迷人了。」在敘說歷史故事時，小說中融入大量科幻元素，則別開生面闡釋出作者的永續哲思。
《變法》中科學家努力研發的不僅有機械人與仿生人，還包括一半動物與一半植物的新物種。當描寫賽美奇晶星的森林時，上官鼎假設星球上的植物吸收不同波長的光行光合作用，未必和地球一樣是綠的，而不妨是五彩的。他笑著說：「森林在月光下繽紛多彩，看似夢幻，其實以現在的科技知識，也不無可能。」
在小說中，為了解決少子化，高科技的國度以生物科技解決，期待能夠造人，科技推到極致，為了政治和軍事的需求，自然能造半人半獸的軍隊？或是研發出能創造生命的分子？在一系列探討生命演化的技術過程中，最極致的時刻，會發現生命是從無生命開始，從化學進化再變成生物進化，一不小心，新發現的分子說毀滅了所有的生命，整個星球又重新面對生命的開始。上官鼎說：「這就像演化幾百萬年的過程，彷彿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最後按下重新啟動（reset）鍵？」
長年推動永續思維，縱使面對挫折與冷漠，作為公共知識分子，上官鼎還是願意反覆透過研究、演講與寫作來論說。面對新冠病毒造成的威脅，《變法》中也寫出了一場病毒浩劫，反映出物種演化的過程中，一切可能是必然，也可能是偶然？面對地球暖化，四季也可能發生變動，絕非孔子所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上官鼎語重心長地強調，如果世人繼續排放二氧化碳，繼續燒石化燃料，三百年以後，海水必然上漲，小說中描述清水斷崖遭到淹沒，應當不令人意外。
★以小說保存歷史的真相
出版《王道劍》時，上官鼎以敦厚且進取的王道思想化為劍術，一面書寫，一面見證了許多黑天鵝效應在世界各地發酵，民粹政治席捲民主國家，等到《變法》一書問世的時刻，不難發現作品中透露出濃厚的悲觀情緒。上官鼎指出，像美國這麼強大、科學這麼發達的國家，退出《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不參與《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不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可是總在國際上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到處制裁別的國家，真是霸道。因此，他以類型小說堅持講述「王道」與「永續」的故事，是觀念傳播，更企圖以小說警世，需要信念與堅持。
上官鼎自剖：「我不敢說我是文學作家，我寫的是類型文學，而類型小說就是講故事。」作為一個說書人，從小就埋首在父母蒐藏的五四新文學和世界文學中，偷偷向莫泊桑和都德等小說家借火，喜歡在說話課裡講故事，高中開始成為武俠小說名家。文學滋養了上官鼎的人生，豐富他內在的素養，更使他承擔起傳承歷史真相的責任。小說不是正史，卻比正史更能傳遞正義的價值，在《王道劍》一書中，他藉著鐵鉉的口說出：「後世人從正史上是看不到今日發生之真相的，吾輩總得要有幾個人犧牲性命來維護忠義世道，這些人死得愈慘烈，他們的故事愈將會在民間流傳千古，千年之後的讀書人讀不到今日之真象，庶民卻會從戲台、說部中活生生的看到咱們這些人的身影和事蹟。」無論是上官鼎筆下的科幻、歷史、武俠、商戰、諜報或是偵探小說，顯然都期待讀者闔上書頁後，能認定歷史就是如此！
作為一個傳遞永續哲學的說書人，上官鼎說：「只要還有一個故事等著我，有很強烈的念頭想傳述，我就會繼續寫下去。」
註︰因述及劉兆玄2014年以「上官鼎」筆名重出江湖，後皆以上官鼎稱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