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讀過一本描述憂鬱症的繪本《擁抱黑狗》（Living with a black dog），至今仍清晰記得，繪畫中的憂鬱症以一隻黑狗形象具體出現，面對這隻長住在心中的小黑，作者馬修（Matthew Johnstone）及陪伴者妻子選擇擁抱牠，溫柔送走牠。20歲就罹患憂鬱症的馬修形容憂鬱症就像一波波海浪，先是碎浪，隨年歲增長而形成濤天巨浪，吞噬身心。憂鬱如深藍色的浪從內心湧動，逼催患者沒入汪洋，我始終記得電影《時時刻刻》裡飾演維吉尼亞．吳爾芙的妮可基嫚，在片中面帶堅毅卻又悽楚的神色，口中塞滿石頭，步步涉入河心，終至沒頂。另一位女作家希薇亞．普拉斯（Sylvia Plath）則形容憂鬱症患者如同坐在玻璃鐘型瓶下，在「自己的酸苦之氣慢燉慢熬」。重鬱症患者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在《正午惡魔：憂鬱症的全面圖像》中，也用枝葉來形容「我的情緒不是我的情緒」：「如同橡樹高枝上的葉子其實是藤蔓的葉子」，即使每日迎來日出日落，卻「沒有陽光會照射到我身上」。無論是黑狗、海浪、鐘型瓶、藤蔓葉或正午惡魔，作家將難以言述的憂鬱症形象化、具體化，試圖讓眾人理解並感知憂鬱症之痛。

「鬱」的紀實

許佑生（1961～）《晚安，憂鬱》（2001）以「一顆漂浮的寂寞星球，週而復始繞著圈子」形容憂鬱症患者失序的腦袋，乍看之下充滿「淒美與壯麗」，事實上發作起來卻「兇暴激烈，幾乎摧毀一切生機」，從此與快樂無緣。書中提到某日和心靈工坊的編輯討論這本憂鬱症的撰寫計畫，之後大夥一同共享豪華晚餐，舉杯慶祝，還戲稱此乃美食療法，原是歡慶之夜，孰料晚餐結束，當他獨自散步回家，那隻憂鬱黑犬突然闖入內心，許佑生形容腦袋快速經歷一場情緒土石流的洗禮：「我的心情莫名其妙坍方了，心口上一座原本翠綠茂密的山巒垮成醜不拉幾光禿禿一片。」快樂瞬間被摧毀，只能手腳發軟爬回家，繼續綿延內心無止盡的愁苦。

這本書及接下來的《聽天使唱歌》（2002），是書寫憂鬱症發病到復原歷程的重要作品，詳細記錄焦躁、失眠、喪失食慾等痛楚，無法入睡時胸口宛如地獄之火燒灼，肩窩也有野火竄焚，許佑生哀嚎、搥打自身，幾度尋死。如同凱傑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寫自身罹患躁鬱症的經典之作《躁鬱之心》，書中陳述躁症和鬱症反覆交替之痛，當鬱症來襲，所有日常的閃亮物事光澤盡失，所見之處皆是死亡的暗示和誘惑，甚至看到包裹屍體的床單、死人腳趾上掛的名牌和屍袋。自殘和自殺念頭晝夜蠱惑患者，往下跳。如同凱傑米森的書寫，許佑生也藉病苦回顧了童年階段和前半生，許佑生回溯內在那個不快樂的模範生，鎮日活在父母以高標準檢視孩子的家庭，病後的他重新省視內心這位渴愛但終究得不到的小男孩，只能每年生日時悄悄發願：「嘿，祝我快樂」。許佑生描寫憂鬱症前後，還有黃子音（1960～）的《另一種清醒──我與憂鬱症共舞的日子》（1999）、莊桂香（1946～）《三種靈魂──我與躁鬱症共舞的日子》（2001），試圖揭開憂鬱症與躁鬱症的面紗。

鬱症主導時，凱傑米森寫下歷經18個月的憂鬱症痛史，包括計畫自殺及屢次抵擋死亡誘惑：買了槍、抗拒自己走向八樓樓梯間窗台間，最後吞下一大把藥丸所幸獲救。許佑生也曾曲背弓身，壓低重心前行，擔心一失神就衝出窗外。憂鬱症帶人直奔死亡，小說家袁哲生（1966～2004）也疑似憂鬱症，2004自縊身亡；2012年《半臉女兒》的作者陳燁（1959～2002）的女兒說母親因憂鬱症自殺。2004年，黃宜君（1975～2005）於《野葡萄文學誌》撰寫「憂鬱症報告」專欄，至她離世前一共13篇，文中細寫她服用抗憂鬱症藥劑、自殘和洗胃、被戀人遺棄等哀傷往事，也提及自己掛身心科看診、社會對憂鬱症的觀感及隱形標籤，她以明快的文字風格描摹了住院細節，以及深陷憂鬱症的身心之痛，甚至凝視割腕傷口的疤痕和復原歷程，血淋淋地真實觸目，從文字中即可明瞭憂鬱症如何折磨並摧毀身心，2005年專欄尚未完成，黃宜君於宿舍自縊。唐毓麗曾以黃宜君的憂鬱症報告為研究主題，指出「黃宜君在梳整自己的病因或病源時，也對自己的身體、心理及歷史作了哲學式的沉思，拉出情感變異與病態身體之間的繁複關係，建構了憂鬱症病人鮮明的形象，賦予了疾病更多層次的意義。」可見黃宜君的病誌書寫在台灣散文中實具獨特性和價值。

古嘉（1981～）曾將罹患躁鬱症的歷程寫成《十三樓的窗口》（2005），十三樓是萬芳醫院急性精神科病房的所在，她從此處照見許多人生風景，除了回首家庭成長背景，寫母親的言語凌遲強化了自己的恐慌焦慮，也寫憂鬱症病友如「精神四少」的生命故事。由於古嘉就讀特教系並專攻情緒障礙組，涉獵諸多心理學書籍，文中不時引用專業資料說明病情，又能從醫療術語和疾病定義中，以說故事之筆游離出來，描寫病房見聞與可愛病友，隱含與社會大眾腦海中「精神病患」對話之意涵。古嘉描述長期鬱症主導的症狀，「兩個多月整天腦子裡轉的事物無非是自殺或死亡」，接近期末幾乎崩潰，還安撫自己「要死等暑假再死」，因為討厭被報紙以「明星高中學生自殺」等主題炒作和評論，最終選擇活下來的古嘉寫那些伸出援手的貴人，寫自殺未遂者對愛與自由的嚮往和追尋，說出他們「因為我累了」的心聲，也指出對憂鬱症患者和想自殺的人說教何其殘忍。古嘉從十三樓病房的真誠自白，深刻道出憂鬱症患者搖擺於飛翔和墜落的渴盼，意在喚起社會平等同理憂鬱症的人。

凱傑米森曾寫到當時她發病的八○年代美國，躁鬱症仍籠罩著神祕色彩，而許佑生書寫下憂鬱症的掙扎苦痛時，也提到身旁的人對憂鬱症總有太過沉溺、不勇敢、是「心情上扶不起的阿斗」之誤解，隨著作家揭露身心症之苦，並將患者的感受具象化，提供讀者大眾更多了解這個疾病的機會，除了古嘉以現場直擊的方式坦露憂鬱與躁鬱之心（為保護當事人而稍更動素材），也有寫作者以日記形式記錄憂鬱症，如蔡嘉佳（1994～）《親愛的我：250天憂鬱紀實》（2016）為2015年夏天確診後的日記，作者特別強調意不在寫一本如何自癒或自勉的勵志書，而是希望讓大眾「多一個側面瞭解精神病患者的機會，患者是如何在身心靈困苦煎熬的影響之下，做出社會所看見的外在行為」，此書以雜記、日記交錯進行，讓讀者了解憂鬱症引發的失眠、藥物依賴、情緒低潮和自我厭棄，同時記錄朋友們貼心陪伴、溫暖接納的發光時刻，除了獨白式文體，也加入相關醫藥知識、療法或書籍介紹的註解，可見書寫形式上的自由嘗試。同樣以日記形式記錄的還有中國記者、編輯張進的《渡過：憂鬱症治癒筆記》（2016）。

面對憂鬱，重新賦義

當愈來愈多書寫者投入憂鬱症的敘寫，照說應讓社會大眾對此疾有正確認識和更多理解，「精神科病人」卻也在部分民眾用語中，悄悄成為負向符碼。古嘉曾描述自身憂鬱症而被人開玩笑或人身攻擊，身邊亦有類似案例；黃宜君則說，即使「身心醫療科」取代了「精神病院」；看來是社會的進步，但事實上部分民眾仍以「神經病」看待。2017年出版《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後離世的林奕含（1981～2017），曾於2016年為文指出網民常拿「該去看精神科了」譏諷，將那些在網路上罵髒話、新聞中砍殺前女友的人全數歸類為精神病，她為此痛苦，進而細寫自己在病院內如何艱苦求活：拆鞋帶、不能用刀叉、瓷器、橡皮筋，且要當著護士面服藥，「吃藥之後等著藥效把嚎啕壓下去化成淚珠」，即使是保護室，也是「從一個人的人生所有黑夜中舀出的最黑一個夜晚」，較諸於網友隨意說出「該去看精神科了」，她指出此乃無知暴行並總結：「幾乎無法羨慕他們的健康了」。林奕含一針見血道出部分人們對於精神病患的認知與想像仍舊過於扁平。

如同部分民眾對鬱症的誤解和汙名化標籤：「不正面思考」、「不努力」、「不認真生活而東想西想」等，宋尚緯在蔡嘉佳《親愛的我》推薦序中反駁，這些人也許就是太過於努力，才陷入此種進退兩難之窘境，甚至出現於各方面表現優異、對自己要求甚高的成就者，凱傑米森在《瘋狂天才──藝術家的躁鬱之心》試圖建構躁鬱症、憂鬱症藝術家系譜，她發現藝術和瘋狂之間的關聯，也指出藝術氣質和躁鬱氣質間的一致性，讓我不禁想起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在《正午惡魔》中的精辟見解：「憂鬱症患者往往把世界看得太清楚，因此失去了盲目這項天擇優勢。」這些見解和研究，也提供讀者從更廣闊的角度理解憂鬱症和躁鬱症。

《正午惡魔》所示範的正是融合文學、歷史、社會、心理、醫療等全面的知識寫作類型，似乎也符順於近十多年來跨領域的讀寫和研究趨勢，以此回顧並觀察台灣憂鬱症的相關作品，不難發現寫作者先從個人經驗出發，從細數病癥、病史拓展到於醫療院所中旁觀他人苦痛，試圖與親友和大眾對話，近幾年除了自陳憂鬱症，作者也藉此分享採用各式醫療或心靈對話的療癒之路，這類書籍通常被歸類為勵志散文，如尤虹文《因為身體記得：告別憂鬱症的療癒之路》（2019）等著，這或許也是憂鬱症書寫的轉變和新途。

無論何者，書寫憂鬱症的作家們，漸漸選擇繞過宣戰意味濃厚的疾病隱喻──例如向癌症「宣戰」、「打擊」病痛──多半使用與憂鬱症「共處」、「共舞」、「共存」的詞彙，一方面顯示他們試圖從痛苦衝撞中尋覓可能的溫柔生機，也試圖降低憂鬱症予人致命與幽暗的聯想。然而，這樣的生存姿態畢竟不易，如同安德魯．所羅門所言：「與憂鬱症共處，就好像和山羊共舞時努力保持平衡一樣」，無論是擁抱黑狗、與山羊共舞，還是許佑生在2009年颱風夜在平台上的告別與相繼而來的眾人集氣和救助，憂鬱症患者終究不再是自轉的寂寞星球。即使許佑生將憂鬱症形象化成死亡谷，但他從日本信天翁雛鳥學飛的影片中，也領悟到被挫折擊敗的鳥，終會展翅高飛；蔡嘉佳也說：「撿拾散落一地的我，柔柔軟軟地，從塵埃裡慢慢開出花來。」眾多作者現身說法，書寫所內蘊的同理共感，終會撐起想下墜的憂鬱症患者，展翅飛越死亡幽谷，憂鬱塵埃綻放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