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文學勝過百憂解

2021-03-01
作家
王浩威
活動攝影
林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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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張老師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書《神奇百憂解》,當年在台灣是暢銷的不得了。只是,就好像《EQ》一樣,這樣的暢銷書,真正看完的又有多少?

這本書原來是1993年在美國出版的,作者彼得.克拉馬(Peter D. Kramer)和台灣現在很多的精神科醫師一樣,自己開一個精神科診所,同時也做一些心理治療。而他的這一本在美國同樣是十分暢銷的書,如果書名直譯的話,應該是「傾聽百憂解治療所帶來的新訊息:一位精神科醫師對抗憂鬱藥的探討,以及自性的重新塑造」。所以探討的是:臨床上,抗憂鬱藥有些時候不只改善了憂鬱,甚至也改變了性格;而如果藥物可以改變性格,那麼真正的自性,也就是「我」,又是什麼呢?

只是在台灣當時這本書的暢銷,這樣的思考並不重要。當時,對台灣來說,憂鬱症是一種新的流行病。過去並不是沒有憂鬱症的名詞,只是一直都是在隱晦的狀態,甚是相當汙名化的。

這本書出版的同一年, 1995年6月,26歲的邱妙津在巴黎自殺身亡,同年10月她的首部長篇小說《鱷魚手記》也獲得時報文學獎推薦獎,第二年《蒙馬特遺書》出版。在《鱷魚手記》書裡面拉子、鱷魚的名詞開始成為了台灣女同志沿用的稱呼;而那個時候,包括這本書的影響在內,憂鬱症的書寫一直都是持續著的。在台灣,憂鬱症開始有了另外一種理解。《神奇百憂解》被一般的讀者誤解為剛剛成為新流行時尚的憂鬱症相關的治療討論,也因此成為了當年的暢銷書。

憂鬱症和憂鬱書寫,開始在台灣的流行文化、台灣的文學,從這些舞台的陰暗角落走到聚光燈下,開始十分光彩地露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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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depression這個英文字,台灣翻譯成「憂鬱」,而大陸翻譯成「抑鬱」。嚴格說起來,大陸的翻譯來得準確。這個字的字首de-,原本就有壓下去的意思。抑鬱就帶有這個意思,而憂鬱這個字反而是一種相對恆常的穩定狀態。

1986年,去法國巴黎10年的陳傳興回來。1992年出版了《憂鬱文件》(雄獅美術)。我找不到這本書的書名,陳傳興他自己怎麼翻譯成法文或英文的;不過在1987年9月號的《雄獅美術》月刊,他寫了一篇文章,是給當時台北藝術學院學生的:〈狂舞吧,憂鬱:給共處一年多的學生們〉。這裡頭他引用了弗洛伊德1915年《哀悼和憂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ia,陳則翻譯成《喪祭與憂鬱》)的觀念,表示「這是一個沒有美的憂鬱時代,美被種種的崇高模擬物所取代;當美被物化等同為商品價值時,有人以販售人間苦難的方式來批評它,你們想美會在那裡出現?我們,當然啦,只能以很嚴肅、尊敬的態度來仰視這些巨大的崇高道德。美物還能存在嗎!?你們應該是憂鬱的,或許你們擁有憂鬱是件必然和幸福的事。既然你們追尋的事物已逐一喪逝消失,而於人世之中你們將自我逐日淘空以使容納對逝者的追憶,你們讓自己成為開放的憂鬱傷口,冷漠無感去面對人世一切,蒼白地無法入眠又無能說出。」

陳傳興中文的憂鬱,更準確的說,不是我們現在講憂鬱症的depression,而是相對於拉丁語系的melancholia。這個字在希臘文中是melaina和chole的組合,直譯的話也就是黑膽汁。最早的記載是古希臘理論家克羅頓的阿爾卡梅恩(Alcmaeon of Croton,公元前540~500年)根據恩培多克勒(Empedoklēs,公元前494年~434年)的講課,記錄下來的。有些歷史學者考證,這樣的觀念是來自埃及或美索不達米亞的。不過,古希臘醫學裡,與四種元素(風,水,火,土)相關的四種體液(血液,痰液,黃膽汁和黑膽汁),代表著四種性格/氣質(樂觀熱情,平靜內傾,暴怒,憂鬱),這樣的理論這是古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Kos,前460年~370年)開始定調,一直到十九世紀初都還是有影響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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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談這些問題呢?

在當代中文的世界裡, 包括中國大陸的抑鬱在內,憂鬱這個觀念只有depression,沒有melancholia。憂鬱是depression,一種平均能量壓力(-pression)的下降(de-);而不是melancholia,我們天生的性格特質,或與宇宙的運作互動下的反應。

九○年代,「憂鬱」在台灣獲得了去汙名化的機會;在中國也開始因為社會體制的鬆解,獲得可以浮現到意識層面的可能性,而不再像過去美好共產主義的沉重招牌下,只能集體潛抑在無意識層,轉化為所謂的「神經衰弱」。(這一點,可能要另外的文章來討論。)

只是在這個同時,資本主義體制更發達了,商品社會更成熟了,這個名詞也就跟著抗憂鬱藥的發明和引進,成為了一種必然的醫療化。也就是說,醫療化(在當代已經成為商品化的一種變形)是社會結構演化的必然結果,絕非是這個時代的精神科醫師有如此大的本事,改變了風俗的厚薄。當然,特別要提醒一下:身為一位精神科醫師的我,以上這個觀點可能是有自己沒有察覺的本位主義的。

總之,所謂的憂鬱,變成了一種非加以矯治不可的狀態;而抗憂鬱藥是矯治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管道。然而,在所有的立場從不懷疑醫學論述的醫學研究裡,對於抗憂鬱藥的效果基本上也是認為「每種藥物都對約30%至50%的患者無效。在臨床研究當中,大約三分之一的患者完全康復,三分之一的患者症狀有一定改善,還有三分之一的患者用藥無效。」更何況,這些研究裡所謂的有效,是所謂「客觀的」,從醫療者或研究者的立場判斷的,至於「主觀的」,也就是憂鬱症患者自己察覺的改善程度,又是比這個數字來得低了許多。

兩個問題也就出現了:憂鬱症真的是靠抗憂鬱藥來治療嗎?還有,憂鬱症真的就非治療不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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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中國當然也有類似西方自古希臘醫學以來的有關憂鬱的觀點。

《楚辭.九章.惜誦》就有「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沉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餘侘傺兮,又莫察餘之中情。」直白的說,是屈原在自憐自艾,表示他受到「一連串的責怪,不斷的誹謗啊,真使我愁腸百結不平難消!心情鬱抑難以傾訴啊,君王受矇蔽而我忠心難剖。心頭愁悶失意潦倒啊,又有誰理解我心頭的苦惱。」

還有一個例子,《左傳.襄公三年》所描述的子重(?~前570年),即公子嬰齊,楚穆王的兒子,楚莊王的弟弟,春秋時期楚國的令尹,楚國當時的大將,幾乎攻無不克。只是在前570年,子重攻打吳國,攻克鳩茲一直追到衡山,自己就先凱旋歸國而大宴慶祝。沒想到,留下來的部下鄧廖所率領的組甲車兵三百和被練步兵三千被吳軍襲擊,只剩組甲八十、被練三百。「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病而卒。」

只是,憂鬱也好,抑鬱也好,在那一個沒有百憂解的時代,又應該怎麼治療呢?

《呂氏春秋.至忠》 寫到了戰國齊閔王患了憂鬱症,而請宋國名醫文摯來診治的故事,而這位一代名醫也因為治癒了霸王之疾而遭到生烹而亡。雖然文中所寫的是齊王得「疾痏」,也就是罹患瘡疥這種疾病。但文摯詳細診斷後明白地表示要用激怒法才能夠療癒,也果真相當符合現在的心理治療,特別是戲劇治療的方法,通過對齊王舉止放肆,反復失約並用言語激怒齊王,最後齊王大罵文摯,心情竟然得以宣洩,也果真將齊王的病治好了。這樣的情形來看,就算不是憂鬱症,至少也是身心症。

在《黃帝內經》裡就提到憂鬱、心境低落等負性情緒,將其歸因於體質、臟腑功能失調等方面,提到喜勝怒的治療方法,這其實屬於心理療法的一種。據說,清代的一位巡按,整天鬱鬱寡歡,一名老中醫對他望聞問切後,診斷說是月經不調,這位巡按認為非常荒謬,每次想起總是捧腹大笑,久而久之,憂鬱症也治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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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許臨床經驗的精神科相關醫療人員,必然都同意,有某些憂鬱症是沒辦法經由抗憂鬱藥物來治療的。至少,在我的看法裡,至少以下這幾種是不可能有積極的療癒方式:生命不同的階段轉化之際、生命陷入了毫無意義的狀態、基本的生活條件(食和住)都無以為繼……,當然,還有更多。

憂鬱可能是一種普遍的狀態,而狀況可能是來自外在的,就好像在英語裡,經濟大蕭條用的也是憂鬱這個詞,也就是the Great Depression。如果你曾經貧窮過,而且是一窮二白的貧窮,必然會同意:當一個人真的生活無以為繼的時候,很難不陷入無望無助的憂鬱狀態。

生命失去意義也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失去了意義,並不是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少見,至少在我自己臨床的工作裡就經常遇到這種案例。曾經有一位相當有教養的傳統婦女,她的憂鬱是所有的藥都幫不了忙的,以致於有醫學中心的同行轉介來找我心理治療。她是如此的傳統,以至於生命的每一分力量都是為家族而活:少女的時候是為父親的家族而活,結婚以後是為夫君的家族而活。不幸的是,丈夫和孩子因為不同的原因幾年內都去世了,而娘家那邊在更早以前,也在父親去世時因為財產爭奪的醜陋而幻滅。她是屬於一個舊時代的人,而那時代的女性是從來沒有想到為自己而活的。在這種情況之下,生命本身的意義,對她而言是不再存在的。從納粹集中營倖存下來的猶太人,自殺率也是相當高的。在集中營裡長期瀕臨死亡的狀態下,人們為了活下去,不自覺的會做出許多違反自己最基本的信仰或道德理念的行為,也就是在這些事後自己都覺得可恥的行為裡,自己的靈魂早已被自己所謀殺了,活下去也就變得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

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 1919-1987),猶太裔義大利化學家、小說家,義大利國寶級作家,是最早寫出集中營內部道德困境的小說家,也是二十世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即便他在文字裡不斷地訴說這一切問題,1987年,由於憂鬱症,萊維從所住三樓的室內陽台墜至地面死亡。驗屍官認為是自殺,而死前沒有留下任何文字。同樣是奧斯維辛倖存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埃利.維瑟爾說:「早在四十年前的奧斯維辛時代,萊維已死。」

詹姆士.希爾曼(James Hillman, 1926-2011)是一位榮格分析師,自我期許為比榮格更榮格的心靈工作者。他繼承榮格的精神,認為無意識比意識更重要,靈魂比肉體的生命當然也更重要。他年輕的時候從蘇黎世回到美國,當時的美國如火如荼地推展自殺防治的工作。他提出如何讓靈魂好好的明白生命的意義,以及死亡的意義,而不是理所當然地認為自殺是絕對不可以的。他因此在39歲時寫出了《自殺與靈魂》(心靈工坊)一書,強調「自殺不僅是生命的出口,也是死亡的入口。」要了解自殺的真正問題,不能純粹用生命的立場來看待,也必須從死亡的端點來誠實。更何況,對他來說,自殺是一種情結,帶著強大的言行無意識能量,是一種靈魂的選擇經驗,是與世界靈魂有所相關的。也因為如此,真正的療癒,不如說就是自性化的過程,是漫長的成長;而所有的療癒,從旁人的立場,也只能從微小的起點,也就是完全的傾聽開始,也就是撇開所有的判斷,從對方在出生以前更早的生命來源裡就開始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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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這位國人所熟悉的作家,一輩子曾經陷入憂鬱、甚至自殺好幾次。然而,寫作,陪伴他度過人生每一個階段的過度期:當前一個階段結束,而下一個階段還茫然不知道在哪裡時,一個人獨自在完全看不到任何光線、只有黯黑的幽谷裡,不知道是否有盡頭,也不知道何時才是盡頭。

他的父親是一位從未修復與他之間關係的陌生人,一個沒有生根發芽的人,「永遠看起來像一個很有禮貌,非常陌生和孤獨,生活很少有客人」。母親是喪夫再嫁給才剛喪偶的男人而生了他,她自己曾描述過自己的成長「從來不是一個快樂的孩子」。赫塞在他的回憶裡,上學的第一年就表現出嚴重抑鬱的跡象。後來,遵照父母意願考入毛爾布龍隱修院時,由於不堪忍受學校那種扼殺人個性的教育的摧殘,半年後即逃離學校,卻又不為父母接受,因此自殺了,也被送進了斯泰滕的精神病院住院。

這樣的安排,他對他父親一輩子都不能原諒。而這一切生命裡殘酷的事實發生的那一年,他才15歲。這個階段的他,是透過恨來支持自己的:在1892年9月,16歲時,他寫給父親著名的控訴信。他用「親愛的先生!」來稱呼父親,信中的文字充滿了激進的諷刺,還提前責怪父親可能發生的未來「罪行」,最後自己則署名為「H. 赫塞,斯泰滕監獄的囚犯」。在最後,又補充說:「我開始懷疑誰在這件事上無能為力。」他感到被上帝,父母,和世界拋棄了,而且看清了家庭刻板而虔誠的宗教傳統背後的虛偽。

17歲那年,父母親已經不再對他有期望;而赫塞也是一樣,過著叛逆的生活,抽煙喝酒是很平常的事情。他成為學徒,在印書廠、在鐘錶工廠,最後是在一家書店。18歲那一年他開始在圖賓根一家專門收藏了神學,語言學和法律書的書店工作,負責組織,整理和歸檔書籍。這個書店成為他的真正的學校。每天十二小時的工作結束後,赫塞繼續讀書,先是神學著作,後來研究了歌德、萊辛、席勒和希臘神話,同時也發現了尼采,這位哲學家關於人類「激情與秩序的雙重衝動」的思想對他日後大多數的小說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開始寫詩,稍有文名,可是被邀請到文壇的聚會裡卻是格格不入的。但無論如何,閱讀和書寫,也就是一些年輕的詩,慢慢開始對他有了療癒,從恨當中慢慢地走出來。

文壇的發展沒有想像的順利,1900年他搬到巴塞爾,一邊工作一邊獨居。這樣的獨居,提供了他許多退縮到自我內在的探索,還有一個人旅途和流浪的機會。然而,憂鬱症又再次襲擊,持續性頭痛和眼疾,讓他無法參加義務兵役。1902年,他的母親因長期痛苦的疾病去世。他怎麼努力,自己還是無法參加她的葬禮。在給父親的一封信中說:「儘管我愛我的母親,但我不來對我倆都更好。」

1904年第一部長篇小說《彼得.卡門青》(Peter Camenzind,又譯《鄉愁》)讓他聲名大噪。弗洛伊德曾經說,這一本小說是他最喜歡的讀物之一,甚至在1917年寫信給他表示:「從你的《彼得.卡門青》以來,我始終是樂於關注你作品的讀者之一;很想因為你在法蘭克福報上的文章〈藝術家與心理分析學家〉與你握手表示感謝。」這部小說以第一人稱的口吻敘述主角從幼兒到少年、少年到青年的探索與內心苦悶,以及他對人生意義的不斷追求。或者,我們可以說這是他透過寫作,對自己傷痕累累的成長,進行著初步的自我療癒工作。

這部小說除了帶來聲名,也提供了足夠的經濟來源,讓他從此開始走上專業創作的道路。赫塞結婚了,他娶了比他年長九歲的瑪麗亞.伯努利(Maria Bernoulli),並且搬到鄉下小鎮蓋恩霍芬,隔著康斯坦湖就是瑞士邊境。他們生了兩個孩子。這期間他發表的《車輪下》、《蓋特露德》(又譯《生命之歌》)、《藝術家的命運》、《克努魯普》(又譯《漂泊的靈魂》)等小說,一連串關於流浪和成長的故事。

一次大戰發生,他發表了1914年《朋友們,而不是這些口吻》一文,呼籲德國知識分子不要陷入民族主義的爭論之中。隨後,發生了赫塞日後描述為一生中的重大轉折點:他第一次發現自己處於激烈的政治對抗中,德國媒體對他進行了攻擊,向他發送了仇恨郵件,而老朋友則放棄了他。然後是父親去世了,兒子重病,妻子也嚴重的精神崩潰,於是在1916年(39歲) 他自己也整個崩潰了,住進了住入琉森的Sonnmatt療養院。他因此開始接受精神分析,他的分析師是榮格的弟子約瑟夫.朗格(Joseph Bernhard Lang, 1881-1945)。1916年5月到1917年11月,70次,每次三個小時。兩人後來成為一生的好友,赫塞由他親自認識了榮格的作品。在1917年9月和10月的三周時間內,赫塞創作了他的小說《德米安》(Demian,又譯《徬徨少年時》)。這本書顯然受到了他的分析師明顯的影響,在書裡頭的德米安說:「我覺得,所有的這些談話,即便是最庸俗的談話,也會以輕微、持久的敲擊打在同一個點上,所有的談話都有幫助我的形成,所有的談話都幫助我蛻皮,幫助我打破蛋殼,一顆腦袋從那裡面稍微抬起來,越抬越高,越來越自由,直到我那黃色的小鳥從被破壞的世界外殼裡冒出了美麗的禽類腦袋。」

這本書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發表,赫塞重新加強了社會批判的色彩,而他在大戰後的創作中,神祕主義色彩也明顯濃厚起來,作品內容上更趨晦澀難懂。赫塞在這部作品中進行了自我分析,他認為人應該「成為他自己」,而這是社會環境所不應干涉的。而榮格在1919年12月寫信謝謝他,關於《德米安》。

《德米安》可以是說他第二次透過寫作來自我治療,雖然這個時候他同時接受著專業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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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曼.赫塞的治療當然不是只有這樣就結束了。

他的一生都是在路上,在實際的流浪路途以及在心靈的探索路途上。榮格學派的理論會說:這是一個人一生自性化(individuation)的追求。

有些時候,憂鬱也好,抑鬱也好,都是我們在自性化的路途上不同狀況的顛簸。而這些不過是要進入下一個階段必然的過程。也許,這個時候,創作也好,文學也好,一定是比百憂解來得更有療癒功能。

如果憂鬱的情緒來襲了,而且是漫長的憂鬱,也許想起《詩篇》23:4說的:「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對於基督教徒來說,也許這個「你」指的是耶穌基督或耶和華;然而對我來說,這個「你」是文學,是哲學,是靈魂更深處的探索。暫且不著急,就讓自己在黑暗裡,保持一個信仰,知道在無法預測的未來裡,還是會出現一個新的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