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與憂懼為當代社會高度發展的文明病。於今大疫流年，病毒似在暗處待時而發，人間心事又添一樁。
1月21日下午七時半未到，文訊雜誌多功能會議室早已坐滿了聽眾，眼神散發期待，靜候一場由楊宗翰主持，散文、詩人兼涉的精神科醫師作家阿布，與小說家洛心對談，題名為「我寫我在：憂鬱書寫作為治療的可能」講座。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一段談起來辛苦的過往，或許能來試著探討憂鬱書寫作為療癒的可能。」楊宗翰首先提出，席薇亞．普拉斯（Sylvia Plath, 1932-1962）在The Bell Jar（可譯為《鐘形罩》或《瓶中美人》）裡採取自傳式敘事來表達情感，書中瀰漫失落感與死亡氣息，宛如是一個憂鬱症患者在替巨大的哀痛尋找出口。詩人在矛盾掙扎情緒下的動人書寫，讓這本書成為普拉斯的代表作。台灣也曾辦過一場「詩、病、愛、希望──憂鬱是不是一條不可抗拒的路」座談會，與談的某位女詩人就說：憂鬱症發作的時候是自己心靈的「亢奮期」，這個時候寫出來的東西「又快又好」。林婉瑜早年曾寫過一首〈抗憂鬱劑〉，其中詩句「憂鬱不是病徵，是我的才藝。」便常被引用。憂鬱究竟是病徵，或是才藝呢？
★憂鬱與書寫有必然的消長關係嗎？
阿布從精神科醫師的角度出發，他認為憂鬱經驗非常主觀，醫師僅能透過病人說出來的話語，蒐集受傷的經驗。並且透過二手經驗，慢慢編織出憂鬱症的標籤，儘管標籤是中立性，卻會因為社會想像而被賦予負面的意涵。他且認為，林婉瑜的詩句，相當程度表現他對憂鬱症的看法，以詩人角度談詩，是相當美的，但究竟是病徵或才藝，仍然值得討論，「有些人會覺得自己承受憂鬱症的痛苦經驗，讓他的生命得到某一種報償、但也另些人會認為自己是不是做錯什麼事情，才會讓憂鬱症選上？憂鬱是一種心靈上的痛苦。」若要再思考其與寫作關係，他提出三本文學書單供參考：「第一本，蘇珊．桑塔格《土星座下》，土星代表緩慢憂鬱氣質，有助於思考與寫作，譬如書中的班雅明與偉大的思想家們都有如此特質。第二本，茱莉亞．克莉斯蒂娃《黑太陽：抑鬱症與憂鬱》描述憂鬱症是對創作與思考有幫助的一種特質。第三本，安德魯．所羅門《正午惡魔》作者同時為憂鬱症患者及心理學教授，透過自身專業與個人經驗看待憂鬱症。」
楊宗翰接著轉而面向洛心提問。曾於少女時期罹患憂鬱症的洛心，如何在中斷創作12年後回到小說世界中的？洛心表示，儘管最初是因憂鬱而提筆創作，但卻也曾因為憂鬱症暫時停筆，「青少年時期移民加拿大，體驗到語言、文化、人際關係以及身分認同的隔閡，產生輕度憂鬱症，但我那時心理抗拒，所以並未服用藥物，而是停止書寫。我需要從生活中重新找尋目標，因而轉攻讀碩博士學位，後來發現，這其實是憂鬱症可怕的地方──像在海裡溺水，你只是暫時找到可以抓的東西，但沒有真正找到與這片海永久生存的方式。當某一天這些東西都支撐不了你往下掉的重量時，才會驚覺你其實自始至終都處在溺水狀態。憂鬱症是會痛的，那種痛是找不到身體準確的痛點，會痛到讓人企圖撞牆或割傷自己，想透過身體的痛減輕精神上的痛。因為繼父與生父相繼過世，我在2015年爆發重度憂鬱症，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書寫《蜃棄樓》，但是那次沒有成功讓憂鬱症好起來，原本抗拒吃藥的我，因為害怕藥物讓思想變遲鈍而無法繼續創作，直到2017年被醫師的一句話點醒：『如果死掉了，你就什麼都不能寫了啊！』才開始服藥。讓我懂得，必須先學會活著，才能有創作。創作一直是我的出口，但走到出口的中間過程，必須嘗試透過不同的方式抵達。憂鬱症是很痛苦的經驗，它是否為書寫的必要或唯一，我不敢確定，但的確某種程度上協助我用不同的角度觀察這個世界。」
★離散經驗造成的撕裂與剝離
醫學院畢業後，阿布選擇到史瓦濟蘭當外交替代役，同時有豐富的旅遊經驗；洛心從國中時離開台灣，移居加拿大將近二十年，曾經坦言：「我從來沒有想過會回來。」旅外難免思鄉，那麼，環境差異或會是憂鬱的起源嗎？
阿布回憶自己待在國外的經驗非常短暫，因此不曾強烈感受到文化社會與個人強烈撕裂剝離的感受，但卻能理解個中滋味，並就專業角度分析，當一個人被丟到某個陌生社會時，原本綁在身上的穩定絲線與網絡突然零落鬆脫，造成的心理落差，研究為「離散」，對移民與旅外者而言，個人的意義喪失後，要再次找回來，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更表示，曾有研究顯示，移民者中罹患憂鬱症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十五，面對這種壓力人會把它轉化成不同的形式，不管是在專業上或是藝術上，而也有人會接受它，並體驗這個重組自己的過程。
洛心亦認同離散是重要的因子，她因為思鄉所以開始創作，「文字是我找到回家的路。就讀博士班時，我相繼做許多重大的決定，不僅斷然停止博士班課程，也與當時交往多年的男友分手，並且回到台灣。」然而，那時她發現早年就遷居加拿大的自己，其實無法百分之百認同台灣是故鄉，因而再次經歷撕裂的過程，「我不知道我要去哪、我不知道我目標是什麼，回到台灣依然漂泊、很是撕裂，太多重要的事情與自己被壓縮在同一個空間，人被逼到極限後就炸掉，也就無法創作。因此，當時的憂鬱症與創作無關，跟活下去較有關聯。」
★面對網路酸民攻詰的自處之道
在網路發達的當代，即便非自願，也隨時會被迫踏進評論或攻詰的修羅場，對於早慧的作者，那或許是也是導往憂鬱傾向的原因之一，鑑於對於此點，正職為醫師的的阿布反而較像檻外人，僅只在臉書低調創立粉絲專頁，有一群同樣安靜的讀者靜靜地在「荒蕪」的小園地共處，他會隨著不同的社會身分，切換不同的應對模式，因此，對於網路的言論他能看得更開闊。但也有不少人會在網路上與他分享自己的憂鬱心情，他則認為，談論此事，需要面對面，「網路上的文字其實不充分，而且片面，容易造成誤讀。唯有面對面才能看到對方的動作、手勢、表情，聽見語調，這些都是訊息傳達的管道，會讓人感覺更親切。通常若沒有辦法面對面聊，我就會請他尋求專業管道。」
洛心早年會將生活與寫作切開，甚至臉書也不加同事為好友，直到有次收到讀者的回饋，感謝她的書寫，陪伴他走過一段憂鬱時間，才發現或許正有那麼一群人是需要有能感覺到「憂鬱的共鳴」，進而找到與自己的連結，並開啟療癒之路。但她也認為憂鬱需要尋求專業的診所或醫師幫助，「因為每個人的憂鬱症不一樣，要前往的地點已不同，我希望我是讓他們有共鳴的，幫助他們渡過這一小段路程，就ok了。」提到共鳴，阿布補充道，外國網路使用者會在臉書與IG書寫揭開自己傷疤的文章，那或許更像是一種因應網路而生的互助文化。
然而，寫作其實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創作者寫實過癮，但閱讀的人不見得能捕捉同樣感受。文學跟現實之間的距離時鬆時緊，該如何拿捏才能不造成傷害，更是一門學問。阿布認為作者與讀者的主觀經驗不同，彼此之間有一道看不到的牆，寫出來的東西，絕對會因為認知落差，甚至認為僅是憑空臆斷他者經驗，而造成某種傷害，「人跟人之間的相處與互動，存在完全不會受傷的可能性嗎？基本上也是趨近於零的。」書寫的意義更重要的在於它是一個溝通過程的基礎與開端。溝通，是個體間相互摩擦與碰撞，必然造成傷與痛，只要不放棄碰撞就可以發現另外一個群體的想法，也能對照出自己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洛心認為書寫是提供治療可能性的管道之一，但不是唯一。若書寫對寫作的人有所幫助，當然可以繼續下去，它會成為療傷的一部分，但也必須小心為之，「當你攤開傷口，後續是否有管道能撐住你，而非一味將情緒攤展，導致無法收拾的局面，這將會掉進危險中。」
作為結論，楊宗翰認為寫作的危險在於，創作者付出個人生命書寫，是非常不輕易的事情，在期待與落差之間會產生受傷感，或許有人讀到欣慰感動，但寫的人卻是辛苦艱難。他也再次強調，今日講題「憂鬱書寫作為治療的『可能』」只是「可能」，後續部分仍希望大家能保持開放態度，繼續思考並且探索，不要妄下任何的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