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著死亡敲敲門

一談到喜歡的小說與小說家，李璐笑得靦腆，又難掩自己的興奮。偶爾出現「剛剛說的應該不可以寫進訪談裡吧？」的時刻，她又顯得有點緊張，像是擔心會冒犯到喜歡的物事那般小心翼翼。

或許正是這樣的小心與遲疑，才讓她寫下了這本她稱之為「希望這是一本對女高中生──或高中生──關於其他作家的入門書。」

《致不在場的他們與遲到的我》（以下簡稱：《致》）以一名高中少女的自殺與和另一名少女的失蹤為謎團，再由另外兩位高中少女和一名中年作家沿著「消失者們」模仿其他作家的文章，一一探訪相關的地點，嘗試在最後一個句號出現之前，找到失蹤少女的蹤跡。

彷彿公路電影，朝向謎團前進的路途，是《致》將生命之不可解具體化的縮影。小說以信義路、仁愛路、羅斯福路等路名為篇章，劃出一條明晰可辨的現實路徑，指向最抽象而難解的議題：死亡。

死亡是文學書寫的恆久母題，從它的身上抽長出了萬千角度的分歧。我們該如何面對死亡、該如何理解它之於生命的距離與意義，則成為書寫死亡的基本問題意識。

《致》也從這項起點出發，而李璐很清楚自己的嘗試方向：「有個心理醫生說：『你必須自己找到意義，無論它是什麼。』人在尋找自身意義的過程中，就能坦然面對死亡。」她明白這一本書寫也在做類似的事，無論是對自己而言，或是對她的理想讀者「高中生們」而言，文學書寫總得要在名為死亡的島嶼外頭撐篙滑槳，尋逡不定，才能稍稍看見一點死亡的輪廓。

然而，死亡同時也是具有高度象徵性的狀態，是針對生命──生活這種常態體感的終結的最後一個焦點。《致》裡頭涉及的作家邱妙津、黃國峻、袁哲生三人，更是在書寫與生活兩者相疊於死亡的案例，他們書寫生命裡的惶惑與不安，並決定了自己的命運結束的時間。

他們成為了一種在生前對死亡那側不停撥號的象徵。

★入門：死亡與倖存

但將這樣的象徵作為一本面對高中生的小說配備，口味不會太重嗎？

李璐不這麼認為，因為這是一本關於如何理解寂寞、情感、自我、和「活下來」等種種困惑的入門書：「我認為他們的困惑，對於高中生來說比較貼近，會比較容易同理。而且他們可能會因此想要再讀其他作家的書，像是童偉格、或駱以軍。這有點像同人誌的推廣本，我現在喜歡某一個作品，我想要將它推廣出去，這就是介紹這些東西的作法。」

於是，《致》裡頭「消失者們」模仿其他作家的文章，既是公路電影裡尋找失蹤者的線索，「消失者們」最隱晦和寧靜的聲音，同時也是李璐展現自己對作家們的喜好與熱情，和整理了自己在過往時光後得到的想法。

「我高中的時候讀了邱妙津，我當時覺得，我只要活到26歲就好。但這種只要活到26歲的想法，過了26歲之後該怎麼辦？對於現在的我來說已經太年輕了。」李璐這麼說。年歲與世故都是不可逆的增長，存活也不再是時時刻刻都會被意識到的狀態。或許，相對於成年人的世界觀，高中時代在快樂與悲傷中掙扎的姿態，容易被輕視為年少時的懵懂。但對於正在青春時期，被歸限在校園這個環境之中的高中生而言，眼前的每一件事、每一種情感反應、每一層難以理解的困惑，都是具體而激烈的。

李璐將《致》作為面向高中生的小說，便來自於她慎重以待自己過去的情感和同理。畢竟，當死亡發生在高中生這個年齡層的少年少女面前，他們所面臨的情感風暴可能會比任何成年人的預想更為強烈。

所以《致》才是一本面向高中生的關於死亡與倖存的入門書，李璐說：「這是哆啦Ａ夢的手勢。我自己的想法是，哆啦Ａ夢是未來的大雄指派來的，是未來的大雄從一個超越性的觀點去指引現在的大雄。這就是溫柔與體貼的來源，我們為什麼會成為大人，是因為我們開始想要為了別人做一點事情。過了不是很快樂的高中時代，我現在回頭去看，當初一團亂的事情變得比較清楚了，所以才會想寫給高中生這些事情。」

因此，《致》訴說了一則尋找的故事，無論結果如何，後續如何，我們總得面對。面對的理由無它，是他人的死亡亦是自身可能的命運，簡單點用駱以軍的話來說，我們面對死亡時，隨之而來要面對的就是「僥倖感」。

「僥倖感」是因無辜而愉悅，因旁觀而痛苦的雙向情感，它會在個人的心理同時掀起放鬆與內疚兩種相反的反應，並常伴於目擊災難發生的倖存者。《致》裡頭三位角色嘗試介入死亡，也是在與這樣的情感對抗──但無論對抗與否，自己的存活，都很有可能就此停留在他人的死亡時序裡。

當死亡發生，「活下來」變成了課題。

從那一刻，指針就往另外一個平面滴答走動。

★內向世代的瓶中書

「早逝者用死亡讓作品閉合。死亡是那封瓶的木塞，作品都變成了瓶中書。也許敏銳的繼起者從那些早逝者留下的瓶中書，早早窺視了死亡的奧祕。」這是黃錦樹在〈內在的風景──從現代主義到內向世代〉這篇論文裡，討論駱以軍、賴香吟、童偉格等「倖存者」的段落結尾。「內向世代」是九〇年代起，就對台灣一派關注自我內在、脆弱主體與外在風暴之對立，和「文學純粹性延續者」的作家評價。《致》裡的三位作家也在其中，而其後繼者也延續了這個路徑。

用書寫來摺疊自己與外在環境的文學嘗試，隨著時移勢異，面向的內容不同，精神性卻有高度的承接。這不是說李璐的書寫絕對是這個路線的繼承者，但她在《致》的書寫，面對死亡、推廣作家，也面對這個系譜的精神性遺產。目前看來，《致》還未完全決定接受或否決這份遺產，李璐仍在嘗試與它們保持一定程度的距離，但她已從「瓶中書」的頁隙見到了關於死亡的幾道陰影。

死亡不以本身而顯現，是從陰影才能看見輪廓。

李璐看見的幾道陰影之一，便是倖存者的姿態與糾結。

「死是沉默，但生者應當述說嗎？」這是書中的話。

而李璐說：「我會覺得，我好像也是這些作家的遺族，是倖存者，是被留下來的人。所以我在尋找他們死亡的真正意義。」被留下來的人，在尋找意義的過程中，才能得知死者的話語。

至於生者是否應當述說，那是倖存者唯一能做的決定。

關於如何與死亡共存的決定。

「我這樣做，說不定是想說一個我是如何療癒我自己，我自己版本的治癒故事。這很矛盾，但我非常不喜歡療癒我自己的這件事情，被拿出來講，很不喜歡強迫大家一起看治癒作者的東西。」李璐很明白地自剖：「但是，我確實在寫這本小說的過程中，感覺到自己有稍微被治癒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