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玄奘法師發現當時各僧演經說法時，彼此的義理每每牴觸，決志西行求法，期從天竺的源頭弄清楚佛法的原樣；佛法，他不疑，疑的是之前的佛經翻譯有誤，使大眾信偽迷真。他穿越大漠，從頭學了外語、面對了文化震撼，終於苦學有成，把六百多部原典帶回中土，開啟他盡瘁一生的翻譯事業，就為了揭示佛理的本色，但在他之後，經文仍不斷重譯，原味之尋，似乎無有已時。西方基督教翻譯《聖經》也較真，也為重現真理本然的聲音，後來甚至發展出了哲學上的「詮釋學」（Hermeneutics）。為追出來源文本的原義，譯者錙銖必較，前仆後繼，正了經，才能正世道人心。

翻譯不僅在宗教世界關係重大，在其他場域的影響也不小，甚至有譯者因誤譯或失譯而死於非命的。人際溝通的信任，建立難，破壞易，沒人喜歡被人說服，翻譯時卻又這麼要求閱聽的一方，處境的尷尬像是宿命。有時甚至因信任不足而釀成悲劇，2011年《武裝部隊期刊》報導：伊拉克口譯人員在戰爭中的死亡人數，十倍於駐地美軍或國際軍隊，面對口譯的雙方都不相信他會忠實轉述。

即使遠離現實戰場，翻譯引發的爭論也多，只是以筆伐、用口誅，傷神不傷身，從沒見哪個譯本不遭詬病的，就算廣受稱讚的譯本也不會完美無瑕。近代翻譯大家嚴復，為了翻譯，「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比自己寫作還苦。雖譽滿天下，後世在翻譯史上也絕不能繞過他，他依然沒少被嘴，傅斯年讀了嚴譯的《天演論》、《法意》後，話說得兇──「假使赫胥黎和孟德斯鳩晚死幾年，學會了中文，看看他原書的譯文，定要在法庭起訴，不然，也要登報辯明。這都是因為嚴先生不曾對於原作者負責任，他只對自己負責任。」後來，知名漢學家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也指出嚴譯有乖離原旨的現象。褒揚之聲也有，康有為就說「譯林並世屬嚴、林」。「林」指譯了許多小說的林紓（琴南），嚴復卻不以為然──林紓壓根不懂外文，必須從助理那兒轉一手，怎麼能貼合原旨！翻譯興波，有如是者。此外，還有「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的，比如余光中，1956年，他譯就伊爾文．史東（Irving Stone）的《梵谷傳》（Lust for Life），多年後逐頁修改，1978年修訂版問世，改動幅度之大，幾近全部重譯，針對他的前後二譯，中研院周法高院士甚至指導研究生寫了一本學位論文。翻譯一事，所涉多端，麻煩亦復有趣。

最近在臺灣書市出現一本《譯者的難題：美國翻譯名家的9個工作思考》，作者馬克．波里佐提翻譯過五十多本書，該書的英文書名是Sympathy for the Traitor: A Translation Manifesto，直譯是《體諒叛徒：一份翻譯宣言》。討論的重心在文學翻譯，作者試圖釐清翻譯牽涉的大問題，諸如:它的終極目的是什麼？怎麼判斷譯文忠實與否？譯者該承擔什麼道德責任？翻譯是否必然有得有失？翻譯能改進原文嗎？佳譯和劣譯的差別在哪兒？翻譯重要嗎？為什麼？作者聲明他並未端出什麼炫目嶄新的理論，更不妨將該書視為「反理論」，或者單純的「常識探討」。討論的基本認定有二：一是譯者是創意高手，與原文作者具有合作關係，地位相當，二是翻譯在於實踐，最重要的是呈現出的具體成果。

馬克．波里佐提說要把原文「想像成一個總是處於變動的能量區」，一邊原文、一邊譯文的譯者期望左右逢源，卻往往左右為難，想彼此兼得，卻總是顧此失彼。「作者藝術家」與「譯者藝術家」經常衝突，法國評論家梅納日（Gilles Ménage）宣稱「美人不忠」，甚至帶著性別歧視的口吻把翻譯比擬成女人──也許漂亮，也許忠誠，可絕不會兩者兼具。麥克．漢恩（Michael Hanne）唱反調，認為唯有翻譯得漂亮才是對原作忠誠。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批評卡夫卡的法文譯者乃至所有譯者的錯誤：「對譯者而言，作者的個人風格應該是至高無上的權威。但多數譯者卻服從另一項權威：也就是對『好法文』（或好德文、好英文等等）的傳統觀念。」早在亞歷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翻譯了荷馬史詩後，就有人說：「波普先生，你把詩譯得很美，但你不能以荷馬為名啊！」也讓人想到嚴復「信、達、雅」翻譯三原則中的「雅」，不就是譯者的自我表演？不就是對原文的馴化式背叛？翻譯畢竟沒法盡拋表演的成分，表演和詮釋拆不開，只能說詮釋得巧妙還是拙劣。然而真能辨明巧拙的人，不必經由翻譯；而必須憑藉翻譯的人，則無由察見巧拙。

翻譯面臨的更大問題，如作者所云──「並非發生在語言之間，而是在文化之間」，把某一文本放進另一語境，它已非原來的那個文本。日本俳句在西方頗受歡迎，然而俳句5-7-5的和音基本音節，無論如何也譯不出來，想要外國讀者透過譯文而對東洋文化的體會不失真，無異緣木求魚。有個流傳甚廣的故事──夏目漱石在愛媛縣的中學教英文，他讓學生練習翻譯，文中描述一對男女月下散步，男的對女的告白，說了I love you，學生直接譯為「我愛你」。夏目漱石表示日本人不會這麼講，表達必須委婉。學生問：「該怎麼譯呢？」沉思片刻後，夏目漱石回道：「翻譯成『今晚的月色真美』就夠了。」這就是在翻譯上遇到的文化差異，或在橫的空間軸上發生，或於縱的時間軸上出現。

愈是通俗的載體，愈容易見著翻譯的「文化適應」，比如電影Lost in Translation即有各種變形譯名，在台灣是「愛情不用翻譯」，在加拿大法語是「不忠實翻譯」，德文是「文字之間」，到拉丁美洲西班牙語變成了「迷失在東京」，巴西葡萄語是「相遇與錯過」，歐洲的葡萄牙語則是「愛在陌生之地」。又如，同處華語世界，電影The Day After Tomorrow，台灣譯為「明天過後」，對岸乾脆譯成「後天」；The Lord of The Rings，台灣譯成「魔戒」，對岸則譯為「指環王」。深入去思索，在同一文化裡用同一語言所展開的敘述，無論藉由書面還是口頭，不同閱聽者的感受、理解會完全一樣嗎？翻譯是「表意」與「解意」間的活動，不只是相異語種之間的轉換，可以說，翻譯即詮釋，詮釋亦翻譯。那麼，誤解怎麼辦？作者強調要體諒叛徒，呼籲給誤譯留些創意空間，他認為對文學來說，誤譯有時比正譯更富啟發。

馬克．波里佐提歸結：「翻譯雖然應該扮演橋梁的角色，把橋梁的兩端連結起來，但翻譯的重要性，或許在於維護兩端之間的距離。」意謂翻譯為的是消弭原文和譯文之間，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而其可貴之處正在引進差異，以不同的觀點去改變人們的心靈。

翻譯夾處在「信從」和「叛逃」的縫隙，譯者如何站穩腳跟、如何邁開步伐，憑藉著心中那把尺。任何文學作品，即使翻譯專業、盡責，最多也只是馬修．雷諾茲（Matthew Reynolds）所謂的「鬆散近似值」，「近似」勝過「沒有」。對翻譯而言──「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所有的翻譯皆源於不得已，所有的解釋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