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整個大學期間，我一年都要辦兩個以上的營隊。當時我還在「耕莘寫作會」，會裡固定在寒假、暑假各辦一次文藝營。我在耕莘寫作會從年紀最小的成員，一直待到成為資深會員，在文藝營裡也是「從基層幹起」，歷任輔導員、器材組、課務組、活動組、營隊總召一直到成為講師。大概除了庶務組（讓我管帳絕對是災難）和美宣組（我的美感是另一等級的災難），一般文學營隊裡能做的事情我都做過了。到現在，我還是隨時都能默寫出一份三天營隊的詳細流程。

當時帶著我們辦營隊的，主要是許榮哲、李儀婷兩位導師。在這幾年間，我從他們身上學會很多事。其中，關於「文藝營」的本質為何，更是徹頭徹尾改變我原來的想像。

作為一個高中就開始跑營隊、聽座談的文藝青年，我本來對「文藝營」的想像，就是「一次可以聽一堆作家演講的慶典」。因此，當許榮哲某次問我們「你覺得學員來參加文藝營，最大的收穫會是什麼」的時候，我直覺想起的答案就是：獲得一些文學知識吧？再不然，至少是可以見到偶像？

然而，許榮哲給了一個我從未想過的答案：最重要的應該是，他／她可以在這裡交到一個文學路上的朋友。

我當時就對這個想法極為讚嘆，多年以後的現在，更愈來愈覺得這是實實在在的洞察。老實講，沒有什麼知識是書裡讀不到的，多數作家都是文筆勝過口才，如果真的要「讀懂」文學，直接去讀書比聽課有效多了。至於見偶像什麼的，除非學員剛好喜歡整個營隊所有的作家，否則也未必值得花三四千元，只為了在茫茫百人之中，遠遠見上某作家一眼吧？

因此，「文藝營」（或者性質類似的「寫作班」）所能提供的獨特價值，其實反而是「前來參與的學員本身」。它提供了一個密閉的時空，把幾十上百人限制在一個地方，讓這些人可以密切互動。你很難在其他地方，遇到這麼高密度的文學愛好者了。而當一名學員，如果在三天營期之後，能夠至少帶走一名朋友，朋友之間未來的彼此激盪、陪伴，不管是一起讀還是一起寫，都是比任何作家所能提供的課程更珍貴的資產。

此後，「讓學員能在營隊裡交朋友」就成為我們設計營隊活動的核心思路。當然，我們還是會盡力排出精彩的課程、全力備課——這點我頗有自信，因為當年大多數作家是不備課的，而我們已經有了接近師培水準的觀課、議課流程——，但在課程以外，我們添了一大堆傳統文藝營不會有的東西。比如說，每次營隊必定設定集體的小隊任務，而且是負擔稍重的任務，比如在第二天晚上演出帶有指定元素的戲劇、或者進行隨機主題的策展，這是為了讓學員之間有機會「共患難」，透過合作來加強連結。我們也會為營隊裡的每一個人設置一個專屬信箱，並且大量發行營隊限定的明信片式小卡，鼓勵大家「傳紙條」。在某幾屆營隊裡，甚至設定了類似「給未來的彼此」的活動，讓學員可以將自己未來想要完成的文學願望，託付給另一名指定的學員，一年後再來對照自己完成了多少的心願。

這些活動，讓那幾年的耕莘文藝營變成了文藝青年心目中很花俏的營隊。確實，當時其他的文藝營隊或許「文藝」豐盛，但「營隊」的成分很稀薄，幾乎只是排班連聽三天演講而已。而在一般人看來，耕莘的文藝營就「很營隊」，雖然沒有救國團的那些營火晚會、早操、值星官等老招，但一上營就像是一場RPG（角色扮演遊戲）一樣，上課聽演講、下課就有一堆任務送上門來，讓你即席寫詩、找某本書的某行句子、想出五個名字帶「水」的作家……而這一切花俏的營隊活動，歸根究底，也就是為了「讓學員能在營隊裡交朋友」。

然而，即使我當時就以此思路辦了好幾屆營隊，我卻要一直到多年以後，才能真正懂得「交朋友」為什麼這麼重要。

事實上，從小到大，絕大多數文學前輩的教導都是「不要交朋友」——不，他們沒有這麼說，但他們就是這個意思。他們常常說「文學是孤獨的」或「寫作是一個人的事」；他們會在我參加文學活動時，說「那些社交活動對寫作沒有幫助」。我當時非常感謝前輩們的提點，但時至今日，我很明確地知道，他們講錯了。就算不是全錯，也至少是帶著偏誤的斷言。交朋友，對於一個文學人來說，非常、非常重要。

沒錯，當你提筆寫作時，你會進入一種孤絕的狀態裡。一切只剩下你、你的思緒和你的文字。你必須從結構的字詞，從宇宙到內心，單獨與一切你即將創造之物搏鬥，這時誰也幫不了你。但是，即使是一個最有紀律、最勤於創作的寫作者，也不會一天24小時都在寫。你就算紮實如文學公務員，一天寫八小時，那你起碼也還有八小時要面對這個世界。這八小時「沒在寫作」的時間，不但是你經驗素材的來源，更是你能不能撐過「孤獨地寫作」的八小時之關鍵。

文學人在寫作外的不孤獨，其實有助於你撐過寫作時的孤獨。試想，當你全心投入讀寫，在文學的世界裡傾注心血之後，一回神卻發現現實生活周遭沒有一個人理解你，沒有人給你正向回饋，讓你知道「我做的這一切有意義」，你要如何長期寫下去？一九五○年代的台灣作家鍾理和，就度過好幾年這種孤獨的生活。而最後，讓他能鼓起勇氣繼續寫作的原因，是因為鍾肇政找上了他，並且透過《文友通訊》這份刊物，糾集了九個文學上的朋友。在鍾理和寫給鍾肇政的信函裡，他是這樣描述「孤獨」的：

我的生活中嗅不出一點文藝的氣息：它是平凡、庸俗、零碎，充滿了憂愁、艱難、疾病和苦悶。我個人在這裡獨往獨來，不為人理解和接受，沒有朋友、刊物、文會……。我常常會忽然懷疑自己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別自欺欺人了，文學人需要朋友。需要在你讀了一本書之後，可以跑去抱怨或讚嘆的朋友；需要沒事就來問你有沒有看過這個那個的朋友；需要你寫了文章之後，可以三更半夜傳過去的朋友；更需要一個會催你，把講了好久的那篇文章寫出來的朋友。他人未必是地獄（而且焉知我們自己會不會正是某人的地獄呢），更何況文學寫人，那文學人還排斥與人相處，這豈不是自相矛盾？若要實踐終極的孤獨，那大可以不必寫作，因為你連話都不用跟這個世界說呀。

由此來看，文藝營（或寫作班）的積極意義，正在於創造「文學朋友」。有朋友的文學人，在創作路上往往可以走得比較久。寫作或許是孤獨的事，但持續寫作卻需要團體作戰，彼此成為彼此的支持系統。如果你不相信，可以自己翻翻文學史，去找找，有沒有哪位作家是「真的沒朋友」的邊緣人？《現代文學》雜誌，有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台灣文藝》有吳濁流、鍾肇政、葉石濤、鄭清文；《文學季刊》有陳映真、黃春明、劉大任、王禎和；《創世紀》有鐵三角洛夫、張默、瘂弦；《笠詩刊》有陳千武、林亨泰、詹冰……。

例子可以無限舉下去。於是你會明白，當作家說「孤獨」、說「邊緣」的時候，往往只是以局部代替全體的文學手法，很少人是真的離群索居、埋首書頁的。而在文藝營出現之前，這些文學人只能依靠薄弱的通信、少數的交誼場合偶聚。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文藝營漸漸洗去最初的威權色彩，從「文學戰鬥營」轉為「文學界的星光舞台」之後，更成為了一個有系統地「使文學愛好者群聚」，並且發生友誼的機制。

這才是使用文藝營的正確方法：帶著你對文學的愛好與偏見，去那裡找到另一個有同樣傾斜角度的同伴吧。那或許就是你文學之路上的關鍵少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