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五、六年級「文青」世代而言，1962年3月創辦的光復書局意味著「經典」，這個印象主要來自於一九八○年代，其所出版的書系「當代世界小說家讀本」，在序言裡，發行人林春輝如斯表示，欲將全球性視野的小說作品引介給台灣讀者，「渴望透過自己觀察、自己的創造力、組織力，完成這一套屬於自己的文學世界觀」。自1988年迄1993年，該書系採分期出版，參與翻譯者、編者皆為一時名家，包括小說家鄭清文翻譯《夏目漱石》、台大歷史系教授李永熾翻譯《大江健三郎》、小說家暨評論家陳映真主編《拉丁美洲短篇小說秀作選》等，全套共計50冊，經由精裝裝幀、封面針筆點繪、譯文精良等條件匯聚下，成為當時乃至日後讀者心目中，格外珍視的譯本。

但事實上，光復書局向來以傳播兒童文化、兒童科學知識為職志，包括共九冊的《光復兒童百科圖鑑》獲得1979年行政院新聞局圖書出版金鼎獎，以及1988年6月20日創刊的《兒童日報》等，在在顯示其著墨於兒童書市，這也使得「當代世界小說家讀本」，以及1987年9月創刊的《台北評論》，顯得格外突兀與引人側目。

作為兒童教育的推手：三大類出版品

「林創辦人有兩句名言，其中一句是：出版事業固然是營利事業，更重要的，它也是一種良心事業！」前《科學眼》主編、現任靜宜大學閱讀書寫素養課程研發中心兼任助理教授邱各容如斯說道。於光復書局任職13年的邱各容表示，光復書局係以出版童書為主，箇中書系可分為三大類：

一、文學類：主要為25冊《彩色世界兒童文學全集》（1977），係國內第一套正式向國外出版社，也就是義大利出版社Fabbri，取得國際版中文版權之兒童讀物。不過，儘管版權取自義大利，但係從日文版翻譯過來，因此參與譯者多為早期受日本教育之台籍人士，包括鄭清文、廖清秀、劉慕沙等，可謂一時之選，另聘請《國語日報》發行人洪炎秋、台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共同監修，該書系由於銷售甚佳，開啟了光復書局投入直銷套書的契機。

二、科學類：主要為9冊《光復兒童百科圖鑑》（1979），係「科際整合」代表性兒童讀物。時任台北市成功中學教師陳維壽為《光復兒童百科圖鑑》撰文指出：「本圖鑑之編撰，採用真實連續動作的巨幅彩色照片，使諸如鳥獸捕食、魚躍水中、蜜蜂採蜜時──連串的動作，都歷歷如在目前」，此語反映出，一九七○年代末，台灣科普出版品已意識到「知識視覺化」（science knowledge visualization）之必要，連帶而來的，即是一九八○年代中，《牛頓》全然撼動當時科學傳播界的「圖先文後」，而光復書局也藉由《科學眼》引領風潮，將台灣科學傳播推向不同以往的第三階段。（註一）

三、知識類：主要為20冊《世界童話百科全集》（1985），雖以童話為主，但羅列多個童話百科，被視為知識性套書，結合文學與科學的跨域內容，乃是當時兒童讀物出版的新趨勢。

其中，光復書局格外著墨於兒童科學教育領域，乃因當時任職省議會議長謝東閔在一次聚會中，提及出版界、教育界應重視國小學童的科學教育，據以提升其科學素養。這句話開啟了林春輝投入兒童科學出版領域，無論是1972年《學童的科學》、1976年《學生科學辭典》以及1979年《光復兒童百科圖鑑》等，皆可見光復書局對於兒童科學教育的付出。

由於林春輝受過日本教育，因緣際會下，與日本童書出版界頗具淵源，因此光復書局的出版素材多翻譯自日本。「主要是當時台灣科學普及（科普）寫作者不多，更遑論產製兒童科普作品。」邱各容指出，在1992年6月12日著作權法修正施行前，許多出版社的作法乃是以未授權之翻譯、改寫居多，一方面礙於國內相關著作的匱乏，一方面則是出版成本之考量。而日本向來重視兒童科學教育，其作品透過日本專家學者監修以取得大眾信任，因此，光復書局也受其啟發，陸續出版了多套精裝套書，包括前述共9冊的《光復兒童百科圖鑑》（1979）、25冊《光復科學圖鑑》（1984）、28冊《光復自然圖鑑系列》（1986）、9冊《科學探索文庫》（1986）等。

編輯兒童科學教育：科際整合運用

這批科普套書，絕大部分採注音註解，並穿插多張圖片，且一律採取彩色精印。對於當代而言，「彩色印刷」司空見慣，但對於一九七○與一九八○年代來說，尤其訴諸科學教育、科學知識的傳達乃是一大突破。依據傳播學者McLuhan的說法，比起「冷媒介」（文字），人們更容易被「熱媒介」（圖像、影像）所吸引，在經濟成長、施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前提下，圖書出版自1968年後每年平均高達一萬兩千多種，圖書編輯策略自然也不同以往，而一九八○年代最大的差異，即是圖像概念的浮現，無論是精裝科普套書，抑或名噪一時的報導文學，都標榜搭配圖像呈現，連帶使得訴諸兒童的科普套書更加強化圖解知識。

除了知識視覺化的運用，由於訴諸兒童教育，因此蘊含知識性、科學性的讀物，格外要求知識正確性，故而結合專家學者提供專業知識的「科際整合」於焉產生，成為當時兒童讀物出版的主要做法。無論歐美或日本，其實都是透過學術界與出版界的合作，從而建立讀物內容的公信力、權威性，其中，學術界協助審訂出版內容，出版界則將之轉化成適合兒童閱讀的「通俗科學讀物」──也就是一九九○年代以降俗稱的「科普書」（註二）──此一聘請專家學者擔任審訂、撰序的產製流程，迄今仍反映在許多出版品上。

「如何強化書籍內容的準確性，是極為重要的考量，」邱各容說，無論主觀上的自我要求，抑或客觀上的讀者需求，向學術界請益乃是理所當然之事，「學術界與出版界的結合，真的是造福讀者的不二法門。」事實上，國外出版社與學術界關係更為緊密，也由於讀者在經濟條件、教育程度的不斷提升下，「科際整合」成為兒童讀物出版必要的取徑。

然而這些科普書，其實泰半翻譯自國外，因此也引起質疑：「國外知識是否適用於台灣？」對此，邱各容轉述林創辦人的說法，指出在國內仍未具能力從事創作之前，引進國外兒童讀物給國內兒童欣賞，「未嘗不是功德一件。」換言之，其主張「翻譯→改寫→創作」乃是台灣兒童讀物發展的三個階段，這不僅是光復書局的出版策略，也是當時整個出版環境的情狀。值得注意的是，光復書局以「彩色圖書」為號召，於1974年以前，先後出版《少年科學名著選集：海底兩萬里、地心探險記》、《學童的科學》、《月光蒙面俠》等盒裝彩色套書，與當年的文化圖書公司、童年書店等出版社，均分兒童彩色套書市場，可見其投入兒童科學教育之深。

除了科際整合的運用，光復書局也找來對於兒童文學、兒童科學甚為關注的創作者與繪者，共同合作推廣兒童出版、兒童教育，例如1994年光復書局出版共40冊、五大盒的盒裝套書《幼兒成長圖畫書》，即由潘人木擔任總監修、曹俊彥擔任美術總監，匯聚了諸多知名作家與插畫家，例如林良、徐仁修、鄭明進等，也凸顯光復書局的科際整合運用並非只限於學術界，也借重藝文界之力，試圖拓展兒童讀物領域之多元化。潘人木在序言中指出，第一次擔任監修，有些左支右絀，卻也為了「編本土的書」而戮力以赴，由此可知，光復書局迄一九九○年代，已試著從翻譯、改寫，進而走向真正的創作，也呼應了當時林創辦人最初的三階段論。

行銷兒童科學教育：以書櫃取代酒櫃的精裝套書

儘管具備科際整合的運用，也實踐知識視覺化，但書本作為橫跨商品與文化的雙元產品（dual product），行銷的關鍵仍在於：如何賣得出去？誰來銷售？

基本上，一九八○年代出版業行銷最主要的特色，即是精裝套書直銷制，也就是不採零售的方式，而以整套銷售；此外，也迥異於現今的區域經銷制，亦即不經由書店行銷，而是透過直銷人員登門拜訪，「Door to door，也就是面對面行銷！」邱各容解釋道，為了避免帳款上發生問題，圖書業務員只負責推銷，收帳事宜則交由其他行政人員負責。

邱各容指出，自《彩色世界兒童文學全集》（1977）出版後，光復開始有別過往的區域經銷制，改由登門直銷面向市場。「當時的光復書局在直銷領域，可說是『孤行獨市』，在直銷市場上深具影響力！」邱各容提及，許多當時的業務員都曾在光復書局任職，而光復書局也開風氣之先，在《彩色世界兒童文學全集》出版後，與遠東百貨公司合作，在全省分公司進行巡迴展覽，由消費者當場下訂，建立了日後登門拜訪的銷售對象。

「這麼一來，很容易形成良性循環，因為一旦這批書本的購買經驗不錯，下一批自然而然就會購買。」邱各容提到，當時在官方的倡導下，興起「以書櫃取代酒櫃」的呼聲，加諸國民所得成長，在消費力提升下，儘管套書價格動輒上萬元，卻可和銷售員協商分期付款，「並不限定幾期分款，只要公司、購買人同意，即可進行彈性分期付款。」也是這樣的制度，使得「購書」這一行為不僅與「閱讀」作一聯結，也形成妝點門面、客廳的重要工具，這也是一九八○年代何以採取精裝本裝幀的緣故，一方面適於裝飾居家，一方面也能為出版社賺進更多的利潤，絕大部分當時出版社都投入直銷領域，例如錦繡出版社、牛頓出版社等。

也由於業務員必須了解書籍，才能有效推銷書本，因此每出版一套書，邱各容就必須向直銷人員介紹書籍內容。但也由於直銷制度很容易出現所謂「假單」弊端，亦即業務員假借客戶名字購書，分期付款繳了一、兩期後即中止，卻把書拿去外頭銷售變現，導致公司帳面看似收入富足，實際上卻危機重重，也就是俗稱的「綠字倒閉」，這樣的例子對於曾經歷經一九八○年代的出版社而言，並不陌生。加諸直銷制度講究不斷要推陳出新，因此產製流程相當緊湊，也相當需要資金，一旦周轉不靈，很容易在金融配套措施不若現今發達的情況下，走向結束營業的命運。

也由於是精裝套書，又肩負裝飾居家門面的功能，因此一九八○年代的套書強調彩色印刷、雪銅紙印刷等，在版面編排上，也較之前的出版品有更多變化，例如《光復科學圖鑑》裡，即有漫畫、插畫、照片等編排，且多採文繞圖的形式編輯，而不只限於方塊欄位的編排，讓當時的閱聽眾耳目一新。

作為視覺化科學的開端：從《科學眼》到《兒童日報》

除了科普套書、文學套書外，光復書局令人稱道的尚有1984年5月創辦《科學眼》與1988年9月創辦《兒童日報》。就前者而言，多數人聯想到的，許是早《科學眼》一年創刊的《牛頓》，其翻譯自日本1981年7月創刊的同名科普雜誌《Newton（ニュートン）》，而《科學眼》則翻譯自美國科普雜誌《Science84》與日本科普雜誌《Quark》。當時《新書月刊》記者吳啟元如斯描述道：「邇來，大街小巷的書報攤上，印刷精美的科學普及刊物（以下簡稱科普刊物）異軍突起，耀眼生輝，足與各式消遣雜誌、婦女雜誌或政論雜誌分庭抗禮，銷售量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言下之意，這批以《牛頓》為首，進而帶動「新興科普刊物」創刊之風潮，使得台灣科學傳播樣貌為之丕變，包括《2001》（1983）、《尖端科技》（1984）、《科學眼》（1984）、《哥白尼》（1985）等，一時間，「彩色精印」、「圖片豐富」、「編排新穎」等產製手法為人稱道，也衝擊了國內本土科普刊物，尤以《科學月刊》為代表，當時的副社長、也是東吳大學物理系教授劉源俊，即撰文指出《科學月刊》所遭受的挫折：「這兩份刊物（按：《牛頓》、《科學眼》）對《科學月刊》造成心理上的衝擊，逼使《科學月刊》重新思考定位並適應」，該刊將之稱為「第四次危機」，顯見《牛頓》、《科學眼》等刊物所引發的「科普地震」。

邱各容指出，《科學眼》的創刊確實與《牛頓》有關，兩造雖有競爭，但「兄弟登山，各憑本事」，彼此不至於惡言相向。「這份刊物是由林創辦人自日本帶回，經開會討論後，一致通過創辦該刊。」邱各容說，《科學眼》的特色在於深入淺出、用字遣詞口語化，固然引自日本，但仍有本土製作的科普內容，例如訪談當時正在興建當中的翡翠水庫等。《科學眼》創刊後，銷售量與《牛頓》不相上下，但終究因為該刊之母本《Quark》不如《牛頓》紮實，且「缺乏堅強編譯團隊」（張之傑語），最終於1990年4月停刊。而延續光復書局對於兒童科學的關注，其另於1986年推出訴求兒少的科普刊物《小小科學眼》，可惜經營不到兩年，於1988年停刊。

儘管《科學眼》、《小小科學眼》受挫，但1988年6月20日試刊、1988年9月1日創刊的《兒童日報》，卻為兒童報刊閱讀市場投下震撼彈，其聘任《台灣時報》前總編輯洪文瓊擔任總編輯，強調「兒童文化」編輯策略，「也就是肯定兒童的想法、尊重兒童的自主性，而非將兒童視為大人的附屬品！」洪文瓊表示，當時召開編務會議時，就表明「要創造一個新產品」，他說：「我不是要和誰競爭，而是要從一個全新的概念出發！」換言之，「取材落實於生活，內容處理注重啟發趣味性，不以輔助課業為導向」，這是《兒童日報》不同於當時其他訴求兒童刊物的關鍵。

也由於聘用新手擔任編輯，因此必須教導他們「如何跟兒童打交道」，例如舉辦一系列講座，延聘各方面的兒童問題專家傳授兒童語言、心理、發展等，據以彌補泰半出身新聞、美術領域的編輯背景，亦即雖然該刊內容交由成人撰稿，但這批新聘任的編輯都受過職前訓練，從中理解何謂「兒童文化」？「兒童是個發光體，而不是反光體，成人只要提供他們良好的資訊，兒童便能成為很好的自主體！」當時光復書局創辦人林春輝接受《中央日報》編輯訪談時，如斯表示。也因為重新正視兒童的主體性，無論是兒童新聞、兒童心理等，都是從兒童的視角出發，截然不同於當時其他標榜訴求兒童、實則施以大人倫理教化觀的報刊。

其中，《兒童日報》以高級進口紙張、不採螢光油墨印製，並留心版面的留白率，選用十八級字宋體字，且按版面內容不同，部分注音、部分不注音，其做法引起當時其他報紙的討論，包括《國語日報》、《國語時報》、《小鷹日報》、《兒童時報》等。已經退休的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教授林文寶即指出，該報係台灣解除報禁後，第一份真正專屬於兒童的日報，此外，該報主張「兒童文化」的概念，也與現今《兒童權利公約》所主張的「兒童具有表意權」若合符節，可謂走在時代尖端，也讓當時獨占市場的《國語日報》備感壓力，在版面編排上作出了相關改變。而從《兒童日報》的版面編排來看，包括史地、文藝、現代科技、新知趣聞等，尤其以小動物來標示版面的作法，也與當時《國語日報》強調省市新聞、文教新聞大異其趣。其後，《兒童日報》於1998年2月28日停刊，之後更名《童報週刊》發行，迄2001年8月停刊。

★作為台北學的建構者：《台北評論》的文化論述

相較前述致力於兒童科學教育、科學傳播等出版取向，創刊於1987年9月1日的綜合性文化刊物《台北評論》，該刊物係為慶祝公司創立廿五周年而創刊的，與光復書局歷來的風格顯得極為突兀。這本由林春輝三兒子林宏偉擔任發行人、台大外文系教授蔡源煌擔任總編輯的刊物，發行短短六期即告停刊。在發刊辭中，林春輝寫道：「《台北評論》是泛文化性的雜誌，旨在譯介外國思想大師及當代重要作家的著作，同時刊出當今華文世界之精彩作品。」包括〈觀念對話〉、〈當代華文小說系列〉、〈問題小說研討會〉等，都可從中窺見蔡源煌作為當時頗富盛名的文學評論者，如何建構其所認知的文化研究、文學評論等概念。

「它是一本文學占比70%、文化占比30%的刊物。」曾任《台北評論》執編的詩人、也是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的孟樊指出，當時出刊後，文化界回響甚大、頗獲好評，可惜蔡源煌因為工作繁重，自第二期起辭去總編輯，改由詩人羅青接任，因此自第三期起，該刊封面多加註了一行小字「遊牧─農業─工業─後工業」，宣告羅青向來致力建構的後現代理念進入該刊，並逐漸打造所謂「台北學派」的觀點，其中，羅青編撰了台灣地區後現代狀況及年表初編，成為台灣研究後現代的重要文獻，此外，第四期迄第六期翻譯著名後現代學者李歐塔（Lyotard, 1924-1998）論述，在在都凸顯羅青對於推行後現代不遺餘力，也顯見不同總編輯對於一份刊物所產生的影響差異。

除了羅青所帶來的濃厚後現代理念，這本刊物也譯介了小說家納博可夫、後現代主義家德勒茲等，尤其因為林燿德擔任執編，因此格外致力於探索小說，例如探討張大春、王幼華、陳映真等人作品，也討論所謂「問題小說」例如馮青的〈白牆〉、羊恕的〈刀瘟〉等，此外，該刊也在文學、文化之外，加入藝術的思索，例如介紹藝術家袁金塔的作品等。可以說，《台北評論》匯聚了當時深具活力的創作者進入編輯體系，包括林燿德、黃智溶、孟樊等，三位執編都是詩人，因而開闢了詩評專欄，包括孟樊析論夏宇、劉克襄、席慕蓉等人的作品。

「是一本走在時代前頭的刊物，可惜，壽命太短！」孟樊感嘆道。之所以停刊，主要還是因為該刊叫好不叫座，銷量始終無法拉高，甚至導致最後一期有延期出版的情況。

這不由得使人想起林春輝的另一句名言：「書賣不出去，就是一堆『廢紙』！」走過一九八○年代的輝煌，作為當時首屈一指的兒童讀物出版社，光復書局在引進國外優良兒童讀物上，始終扮演著絕佳的「橋樑」角色，那些繽紛的彩色印刷、精美的圖片，以及令人大開眼界的科學新知，在在都烙印在那個年代的孩子心中，甚至穿越時空，在圖書館裡影響著許許多多的兒童，影響著更多更多，渴望科學與文學的心靈。

渴望知識，渴望擁有科學之眼，也得以評論文化的視野。

註一：台灣科學傳播發展分期可歸納為以下五個階段（林榮崧，2000；張之傑，2008；陳恒安，2009）：（1）《大眾科學》、《科學教育》時期（1951-1969）：強調科學制式教育，致力連結科學與救國等概念。（2）《科學月刊》時期（1970-1982）：標舉「讓科學說中文」，致力推動科學普及。（3）《牛頓》時期（1983-1990）：開啟全彩印刷，科學傳播成為有系統的企業產製。（4）天下文化「科學文化」書系時期（1991-1997）：科普書籍暢銷，促使科普出版品進入臺灣閱讀市場。（5）自1998年迄今，各出版社爭相投入科普書籍翻譯與出版。

註二：「科普」一詞係借用自中國，一九九○年代初以前，普遍稱之為「通俗科學」或「科學社教」，「科普」乃是新詞彙，必須加以解釋為「科學普及」之簡稱。該詞經張之傑（1983）倡議，逐漸被《科學月刊》、《大眾科學》等雜誌採用，迄一九九○年代中期後，在大眾媒體爭相報導科普書的氛圍下，遂成為台灣指稱科學普及的代名詞。

參考書目：

江兒（1989），〈小小童報，要你好看：國內五家兒童報紙〉，《文訊》，第42期，頁31-34。

吳啟元（1984），〈新興科普刊物崛起的影響及其前景〉，《新書月刊》，第15期，頁86-91。

林榮崧（2000），〈期待涓滴成巨流〉，《科學月刊》，第361期，頁34-39。

張之傑（1983），〈科普與科學藝文〉，《科學月刊》，第162期，頁482。

張之傑（2008），〈台灣綜合科普刊物之回顧與展望〉，《國家圖書館館訊》，第115期，頁3-8。

陳恒安（2009），《20世紀後半葉台灣演化學普及知識的思維樣式》，台北：記憶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