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變化，在過去20年來的台灣散文書寫中非常鮮明。所謂世代論，並非只在強調年齡層的不同。最值得注意的是，每個世代的語言使用都有各自的特色。一九六○年代到一九七○年代，可以說是現代主義的高峰期。縱然一九七○年代常常被視為鄉土文學的全盛時期，但是現代小說與現代散文，在那段時期也還是非常繁盛。現代主義作家所使用的文字，基本上比較趨向濃縮的語法。那種技巧，也許可以使用「文字煉金術」來概括。文字煉金術，基本上是指作家傾向於耽溺在文字藝術的表演。他們傾向於彰顯出文字的深度、熱度、高度、寬度，在行文之際一併表達出來。這種文字煉金術，當然是為了讓作家的內在心情獲得釋放。在短短的語法表演之際，可以讓讀者立即而深刻地感受。就像張愛玲在描述女性找不到精神出口時，她以「一步一步走入沒有光的所在」來概括。這已經變成非常經典的表現方式，也開啟了日後台灣張派小說與張派散文的漫長道路。

以濃縮意象來展開書寫策略，幾乎就是台灣現代主義運動的特色。一九六○年代，白先勇所創辦的《現代文學》，正好羅列出那個世代文字表演的軌跡。他所寫出來的《台北人》與《孽子》，等於為那個世代的文學藝術定下了基調。僅僅只是耽溺在他們作品裡的文字閱讀，幾乎可以感受作者在書寫時起伏升降的心情。緊跟在那個時代之後，是鄉土文學運動的展開。這是相當劇烈的轉變，尤其是宋澤萊、洪醒夫的出現。他們終於反轉了向內心世界挖掘的文學技巧，而進一步讓文字解散。而且以正面的角度，直視台灣現實的黑暗面，這種書寫策略正好與現代主義作家截然不同。

文學的解放，似乎也隱隱暗示著整個台灣社會的解放。曾經遭到戒嚴體制的壓縮，台灣作家只能使用隱晦的方式去干涉政治。進入一九八○年代以後，伴隨著民主運動的洶湧而起，也伴隨著新生代的誕生，終於使鐵絲網一般的戒嚴體制慢慢鬆動。最後迫使國民黨讓步，在1987年正式宣布解嚴。這是台灣社會的一個重大歷史跨越，從而也牽動了台灣作家的內心狀態。

因此，在考察過去20年來散文書寫的變化，世代論恐怕是非常關鍵的因素。他們大約都是一九八○、一九九○出生的世代，不僅黨國教育已經淡化，而且也脫離了美援文化的影響。他們所寫出來的文學內容，無論是小說或散文，都是他們親身經歷過的生命經驗。在營造文字藝術之際，更加具有個人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完全是以作者個人看待世界的方法而表達出來。當整個威權體制瓦解之後，每位新世代作家都可以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感覺來回應整個社會的變化。再加上網路時代的到來，每位作家都獲得自己發言的版面。這種自媒體，是戒嚴時代所未能想像，也是現代主義世代、鄉土文學世代所未嘗到達的。

身體與思想都同時獲得解放時，書寫策略便不再受到外在因素的綑綁。從部落格到臉書的演進，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許多作家的文字技巧。他們不再重蹈從前現代主義作家的老路，無需再使用濃縮、隱蔽的手法，來躲開威權體制的檢查。每位寫手只要對自己的文字負責，也為自己所建構的藝術價值負責。從心靈解放到文字解散，是二十一世紀文壇風景的主要特色。

2016年宇文正、王盛弘主編的《我們這一代：七年級作家》的出版，等於宣告一個全新世代的到來。這是非常注意的一本選集，縱然只是抽樣性地羅列出一些代表作家，卻已經足以道盡台灣文壇的翻轉。入選的這幾位年輕寫手，等於宣告台灣文壇已經遠離戒嚴時代，而迎向一個前所未有的新世代。當時在捧讀這部選集時，我才發現許多作者曾經出現在自己的「台灣文學史」或研究所的課堂上，包括祁立峰、劉思坊、楊婕、言叔夏、黃文鉅。我曾經為他們的作品寫序或讀後感，或者是在課堂上推薦給更年輕的學生。1972年《後浪詩刊》出版時，曾經在發刊詞宣稱「後浪來了」。如今回頭再看，其實後浪一直來一直來。

每一位新世代作家，都擁有自主的發言權。散文書寫不再只是停留於藝術的營造，他們自己所建立起來的文字特色，正好代表一個個人自主世界的完成。那種繁複的書寫，已經很難歸類。各種議題的開發，遠遠超過前面的任何世代。他們透過旅行，透過實地考察，完全投身介入各自所關懷的世界。與前行代那種依賴想像、依賴虛構所完成的文字，截然不同。此外，散文並非只是個人情緒的表達，現在已經到達一個介入現實的階段。他們不再雲霧飄渺、不再對空虛構，而是以真實到達的境界呈現在文字裡。他們依賴的是鍵盤打字，但是在鍵入文字之前，就已經做過了許多具體的實踐。這個世代不僅翻轉了過去的書寫策略，而且也預告了未來的世代，還會更具體、更落實表現出他們所處的社會與政治。

在入圍名單中的作品可以發現，新世代的散文逐漸擺脫美文的傳統，也比前面的世代更加貼近台灣社會，更貼近這個時代的現實生活。不僅非常入世，而且也進一步付諸行動。這些作品中，幾乎都是一種「以小搏大」的書寫策略，寫的是小題目，牽動的卻是整個社會價值與政治體制。與過去那種「大敘述」的彰顯手法，已經迥然迴異。

「大敘述」總是偏向家國的議題，總是偏向男性中心論、異性戀中心論、漢人中心論。那種議題在一九八○年代以前，盤踞了整個文壇。許多議題總是被視為理所當然，而且也牢不可破。新世代崛起時，也是戒嚴體制、威權體制搖搖欲追之際。他們乘勝追擊，以小敘述顛覆大敘述。曾經被壓抑的身體感覺，都在政治鬆動的時刻揭竿而起。

在年輕世代的行列裡，可以說張娟芬的《殺戮的艱難》最為醒目，這是以廢除死刑為主軸的論述。那麼沉重的議題，卻可使用完美論述為生命做強悍的辯護。房慧真《像我這樣一個記者》，不僅在觀察社會，也在反思自己，進退之際，為記者的身分定位。黃信恩的《體膚小事》，從自己的身體出發，也拉出豐富的醫學知識，觸探最私密又最普遍的疑難雜症。他們拉出的主軸，正是區隔了前世代的視野。

這個世代不再受到政治干涉，而是他們反過來主動去干涉政治。所有的發言權都是他們爭取而來，所有的議題也是由他們開發出來。當家國包袱卸下後，自我就升格成為發言中心。沒有誰比誰更有權力，沒有誰比誰人格更高尚。每支筆、每個文字，都重新定義社會與自我的關係。在他們的字裡行間，從未出現咆哮、憤怒的遣詞用字。但是貼著他們的文字摸索時，竟可以感覺生命力量的洶湧。這次羅列出來的少壯作家，是非常醒目的展現。至少在台灣文學史上是一次重要的回顧，也是一次重要的再出發。

在完成這篇文字之際，其實是代表著前行代對新世代的一種致敬。畢竟，他們不斷為台灣的散文書寫，開拓新的邊界，也開拓新的議題。閱讀他們，彷彿是在接受他們文字的淘洗。這篇短短的介紹，尚不足以概括新世代書寫的全貌。只能用管窺的方式，來彰顯他們的特色與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