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火車頭──白先勇《孽子》40周年分享會側記

2020-11-01
作家
彭心玗
關鍵字
活動攝影
張振山

《孽子》出版40周年分享會在10月11日周日午後於國家圖書館舉行,由允晨文化、文訊雜誌社、國家圖書館共同主辦,作者白先勇也到場參與。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峯提到,這場分享會其實也是《孽子》由允晨出版的四十周年精裝本新書發表會,特別邀請楊佳嫻、曹瑞原、瞿欣怡、駱以軍、陳雪、郭強生等作家、導演們,於這部文學鉅著出版40年的時刻相聚對談,從同志運動、個人啟蒙等不同角度切入討論《孽子》的時代意義。

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於致詞時帶領大家一起回顧《孽子》的歷史。《孽子》於1977年在《現代文學》、《南洋商報》連載,1983年集結成單行本發行,1990年由允晨文化出版,一路至今已40年,且《孽子》的影響不止於台灣,還有日語、英語、德語等各國版本,重要性與影響力眾所皆知。曾淑賢也提到,國家圖書館有許多資源可利用,讓讀者、研究者們對《孽子》做更深度的討論,作者白先勇也將日文版序文的手稿贈與國家圖書館,歡迎大家來國圖更進一步地認識《孽子》。

廖志峯回應補充,在20年前《孽子》出版20周年時,允晨、《聯合報》副刊與國圖同樣在此一場地舉辦了研討會,而40周年的分享會特別希望與上一場的學術研討不同,故邀請新世代的作家、導演們,就「當孽子遇見國家」與「當孽子遇見作家」兩個主題展開論壇,並分享當初討論活動該如何舉辦時,白先勇特別提議可以找著有《同志文學史》的紀大偉一同參與籌辦。現任教於政大台文所的紀大偉,公認為「酷兒文學的旗手」,因此本場分享會邀請紀大偉開場,探討《孽子》在同志文學的脈絡中所扮演的地位。

 

紀大偉:時代的火車頭──《孽子》的美國時間與「罷家做人」模式

紀大偉視《孽子》為一劃時代的成就,他說明當初之所以動筆寫《同志文學史》,是因為注意到「台灣有豐富的同志文學資產」,而這樣的資產是台灣所特有的。雖然許多國家有蓬勃的同志文化,但「並沒有延伸出文學的結晶」,而在這份重要資產中,《孽子》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紀大偉想澄清,許多人會以《孽子》作為台灣、甚至華文世界最早的同志文學作品來說明它的重要性,然而標誌出現時間的早晚並沒有說出它的貢獻。因此他娓娓道來,帶領大家從《孽子》劃時代的成就去領略這本代表作的重要性。

他提到《孽子》在一九七○年代連載的版本,與一九八○年代集結成書的版本有所不同。一九七○年代的《孽子》篇章雖還未呈現整部作品的全貌,但它展現出了「台灣文學裡的美國時間」。有些同性戀者跑到美國找尋自我,就如書中角色「龍子」王夔龍逃亡美國、在那裡接受肉慾的洗禮。然而大部分的人則留在台灣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像書中的李青在台北光顧具有美國風情的野人咖啡廳。在《孽子》之前的作品,並沒有像它對於受到美國文化衝擊的台灣庶民生活刻畫得那麼細緻。

《孽子》在一九八○年代集結成書時,紀大偉認為它開創了所謂「罷家做人」的模式,相較於「離家出走」,同志藉由如「罷工」、「罷課」一般的「罷家」,去重新思索「家」的意義。在《孽子》之前的同志文學作品不太討論同志與家庭之間的糾葛,但在此之後紛紛開始刻畫同志與家庭的衝突、和解,使得同志與家庭的關係在文學作品中,成為比同志尋找伴侶更為重要、常見的主題。進一步而言,「罷家」甚至影響了我們對同志的定義。紀大偉提到,現在我們會透過一個同志是否曾與家庭抗衡,來辨認他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同性戀者」,這是《孽子》為我們開展的一個新世界。歷年來的作家學者提到《孽子》時,皆盛讚其展現了「人道精神」,這正由「罷家做人」中的「做人」所體現。當同志與家庭的關係破裂,在努力修補的嘗試中,他也重新創造了自己,如此重鑄的嘗試,就是作品中一切的人道關懷與慈悲的來源。最後紀大偉替大家向白先勇致敬:「你是我們的火車頭」,並感謝他在《孽子》中的種種開創。

 

楊佳嫻:《孽子》的作為同志文化養分

擔任論壇一「當《孽子》遇見國家」的主持人,為清大中文系副教授楊佳嫻,承接紀大偉的開場,她進一步強調「罷家做人」開創了同志成長歷程中的一些永恆命題。楊佳嫻引用小說家張亦絢的話「同性戀是初戀即出生」,是在遇到對象後才鑄造出同志身分,而在一個資訊不發達的年代,遇到另一個同志就像「他鄉遇故知」一樣難得,八○年代的白先勇、九○年代的張亦絢,都說明了同志與世界之間重新鑄造的一種新關係。

楊佳嫻也提到,從封閉黑暗的年代直到現在,《孽子》持續鼓舞台灣的同志族群。如同紀大偉在《同志文學史》中寫到,在資訊不發達的年代,文學是同志認識自己與被他人認識的一種重要文化資源。白先勇曾在1986年於《人間》雜誌刊載的〈寫給阿青的一封信〉,是一篇非常溫暖、鼓勵同志青年的文章,而《孽子》本身或也可視作給所有的阿青、小玉、吳敏等年輕同志的長信,在過去為他們帶來很大的力量。直到現在,不同年代的人仍可從《孽子》找到共鳴之處與可吸納的養分。

而在本場論壇,楊佳嫻邀請長期投身同志運動的作家瞿欣怡,以及執導《孽子》電視劇與舞台劇的曹瑞原導演,分別從同志運動、影視改編及其影響等不同角度,來討論這部同志文學經典作品。

 

瞿欣怡:《孽子》與台灣同志運動

瞿欣怡表示希望從同志運動及個人層次,與《孽子》進行呼應連結。不同於大家由李青、小玉等角色展開討論,她選擇從「傅衛」這個角色串連同志運動人士的共鳴。她回顧,現在婚姻平權運動看似取得不錯的成績,但在剛起步時幾乎可說是孤立無援。「做同志運動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瞿欣怡投入婚權運動時,創業、社運兩頭燒,疲憊到必須「拄著拐杖」去開會,且面對社會上持續不斷的汙名謾罵。

然而一路上遭受如同《孽子》中刻畫的被社會抹黑、放逐,瞿欣怡認為,同運人士能夠在暗夜中持續前行,是因為「心中都有一個傅衛」。如同《孽子》書中這個有大好未來,卻因為在軍中曝光同志身分、求見父親受到拒絕,而舉槍自盡的年輕排長,瞿欣怡一一細數葉永鋕、石濟雅與林青慧、楊允承等,因為性向或性別氣質不被接受而逝去的生命。正是這些人,讓人們持續努力抗爭直到看見希望。瞿欣怡提到想談傅衛,也因為自己的叔叔與傅衛的遭遇驚人地相似,同樣是在軍中被發現同志身分,而在軍中自殺。那些美好生命離去的切膚之痛,成為同運人士堅持不懈的動力,也漸漸推動著社會前進。楊佳嫻回應,同志自殺作為集體記憶,給予當時的人們相當大的衝擊力道。但回憶過去在校園中,同志透過在《孽子》等作品中夾紙條尋找同夥之人的迂迴曲折,到現在看到很多年輕同志敢於出櫃,甚至公然面對群眾質疑,真的能感受到社會的進步。而這不單是來自個人人格氣質,也包含之前的鋪陳累積,像《孽子》等作品提供他們進行對照、尋得共鳴,這也是我們在40周年回顧《孽子》的意義所在。

而在現實中同志運動的進展下,瞿欣怡認為《孽子》中同志們「沒有白天」的暗黑王國漸漸轉亮。在1124公投結果出來後,同志們集結在新公園一起為眼前的失利哭泣,但瞿欣怡形容「那些眼淚好像變成螢火蟲」,眾人的一同悲傷與互相鼓勵,讓黑暗被點點微光照亮。對於《孽子》中阿鳳說到同志「血裡帶著毒」、傅老爺比喻同志就像「台灣島上的颱風地震」,瞿欣怡也表示,她覺得同志的血裡帶著的其實是愛,同志應是「台灣島上的彩虹」,就像釋字第748通過那天原本下著雨,但在通過的瞬間放晴了,天空中出現亮麗的彩虹。

最後瞿欣怡點出,現在《孽子》的討論會舉辦在國家圖書館,可說是時代進展的里程碑。曾經在封閉的年代,《孽子》是不可告人的讀物,然而隨著同志運動不斷與國家抗衡,今日同志的處境有了不小的改變。而《孽子》也在其中擔任關鍵角色,因為作為一部文學作品,它不僅累積了同運的能量,也凝結了當代現象與整個時代的氛圍,讓現在的人可以透過閱讀《孽子》了解當初同志族群和家國的分裂糾葛,以及兩輩人在大時代下所受的創傷,楊佳嫻深感同意,認為「文學在歷史之外打開真實認識的空間」,而這正是文學如此重要、不可或缺的原因。

 

曹瑞原:孽子讓台灣變得更慈悲

《孽子》歷經電影、電視劇改編,近期重新展演的舞台劇也大獲好評,而導演曹瑞原體會到《孽子》與台灣社會的進程緊密連結,40年來從小說到影視作品,同一個文本用不同形式呈現,《孽子》始終都在影響著社會。曹瑞原點出原因,在於它深刻地講述人倫,洞察人心中最深處的愛與情感,因此除了讓同志族群感受到理解接納,也「使台灣社會變得更慈悲」。楊佳嫻回應透過不同形式的改編,也「在性別的層面上打開了很多表演跟討論的空間」,並肯定影視作品可以觸及更多不同世代的受眾。

曹瑞原分享他在20年前的生日偶然與白先勇相識,就向他提出要將《孽子》拍成電視劇。在偶遇白先勇的前一周,他剛好跟公共電視提案翻拍《孽子》電視劇,然而這個提議引起一些疑慮。在得到白先勇的支持後,他重新向公視強調拍攝《孽子》的意義,包括《孽子》是超越同志議題、深刻探討人性的文學巨著、作者白先勇是在華文文學界占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在同志議題已為世界關注的時機,希望承擔公視為少數人發聲的責任,最終讓《孽子》得以在作為國家電視台的公視拍攝與播映。曹瑞原提到深入文本,印象最深的就是白先勇對人的悲憫。而當初自己與演員們對於同志題材不一定那麼熟悉,但透過實際進入同志酒吧等環境與當中來去的人互動交流,就體會到彼此之間並無不同。《孽子》中對於人性的深刻描繪,也印證了彼此的情感、渴望都是一樣的。

談到《孽子》電視劇上映後的反響,曹瑞原表示曾收到一位母親請求在劇中放上字幕跑馬燈,傳遞訊息給離家的兒子,因為知道兒子一定會看這部影集。而在播映的那一年,台灣也有了同志遊行。曹瑞原相信《孽子》一定會繼續撼動台灣的社會,不僅對同志來說是一部「永遠陪伴他們的聖經」,也會持續對台灣社會發揮影響力。曹瑞原最後邀約白先勇,在過兩個月他生日的時候於當時巧遇的地方相聚,討論拍攝《孽子》電影版的可能性與細節,讓《孽子》源源不絕地提供柔軟人心的能量。

 

郭強生:《孽子》給予作家的個人啟蒙

第二場論壇「當《孽子》遇見作家」,由駱以軍、陳雪與郭強生三位小說家分享他們如何閱讀《孽子》,而這部經典作品又帶給他們什麼影響?主持人駱以軍提到,在場的陳雪與郭強生都有著傑出的同志文學作品,可看出從《孽子》之後的同志文學、同志之路,已演變出不同樣貌。他認為兩位作家都經歷過如作家邱妙津所說的「完整的成人生活」的生命,「經歷過愛、慾望、背叛與被背叛」,或是體制等更大型結構所造成的創傷,因此期待他們分享自己與《孽子》的淵源。

 

郭強生提到白先勇是他的文學啟蒙導師,他從國中就好讀《台北人》等作品,累積文學創作的養分,高一就在《聯合報》副刊發表作品。甚至為了追隨偶像白先勇的腳步,高中時立志考上台大外文系。然而大一遇到《孽子》時,這部白先勇的經典之作卻讓當時的他感到排斥恐懼,因為《孽子》中對同志們畸零境遇的描繪,讓循規蹈矩的他感到,好像如果對同性抱有情慾,就會流落至不見天日的悲慘境地。但是這部作品,他形容是「石破天驚」地將自己從黑暗中震醒,為他開啟了一個新的世界。

郭強生提到遇見《孽子》之後的人生經歷,曾因為同志身分與家庭起過衝突,也去過美國留學接受西方文化洗禮,似乎「冥冥中照《孽子》走了一遍」。接觸到《孽子》,對郭強生來說讓他的「一生大逆轉」,然而他認為若不是走上同志這條路,自己一輩子不會知道在主流之外,「邊緣」是什麼感覺,也不會認識到那麼多不同背景的人,聽聞這些擦肩而過的同志們悲傷或讓人勇敢的故事,從中明白人生範本的追求是虛浮的,並對於他人的生命故事、對於愛有更深刻寬闊的體認。他也回憶同志在封閉年代,與現在所呈現的面貌和交流方式很不一樣。相較於現在能夠過著較為光明生活的同志們,過去同志的環境並不開放友善,但在黑暗之中遊走逡巡,所碰到的人都是形形色色、各有不同的背景,可能也不交換姓名,就是單純地交流自己不為人知的故事。而郭強生認為,這些異質的交流比起談一場戀愛,或許給他的人生帶來更深刻的影響。他提到自己50歲動筆寫的作品《斷代》,當中延續《孽子》的時代對同志之路進行探討。郭強生想藉由這部作品告訴年輕同志們,在青春的戀愛之後,於往後的年歲中還能夠去愛什麼,以及在這一路上所體會到的,「愛」存在的各種面貌。

關於家庭的爭吵撕裂,郭強生談到父母多少由於期許他可能成為第二個白先勇,而取得某種安慰和平衡。然而他拋出疑問,做藝術的同志有白先勇做為典範能夠讓父母接受,但還有其他形形色色的領域該怎麼辦?他深感年輕孩子有白先勇擋在前頭,是非常幸運的。並在最後期許未來能夠看到更多不同興趣的孩子「也能有這樣的啟發和保護」。
 

陳雪:《孽子》撫平台灣的傷口

同婚通過後,於去年終於真正結婚的陳雪表示,能看到白老師很激動,因為台灣的同志運動能夠走向成功,是有同志文學在先前鋪墊。尤其在剛開始人人噤聲的年代,由白先勇這樣知名的作家劃開了一個龐大的地下世界,使人們在天還未亮之時能從中辨認出自己、連結起彼此,從此也奠定了後來同志運動的發展。而在解嚴前的封閉年代,白先勇推出這樣一部作品,可以想像當時需承受多大的爭議與輿論。

陳雪分享自己高中時看到《孽子》的電影,當時感受到一種自己此前朦朧不明的「不正常」,與故事中所謂的「不正常」似乎是相同的。她從中感到自己不再是那個讓父母驕傲的乖女兒,好像必須離家遠走,才能成就真正的自我,而《孽子》也模模糊糊地成為了她文學的啟蒙。在《惡女書》出版後,她提到很多人對她會抱持許多想像,當時她並不以為意,但後來發現能夠承受這些壓力,是因為已經有人經歷過這些。是那個菁英、優秀的白先勇,早已把一個禁忌的世界揭露給眾人看,獨力承擔眾人對他產生的臆測想像。

而對於白先勇與自己這一輩的同志文學寫作,她認為九○年代是在追求平權,但八○年代的《孽子》則是處理家國的議題。她舉例,很多家中的老父親看到《孽子》電視劇都流下眼淚。他們的孩子不一定是同志,但他們都在故事中的外省父親身上看見自己在時代中所受的創傷。陳雪評論,《孽子》的企圖心很大,不只是同志議題,還試圖撫平台灣的傷口,處理台灣人的流離痛楚。

陳雪談到,現在同志的生活已經逐漸光明,但還是要記得過去的傷痕,「還是要惦記過去有人為我們負重前行」。白先勇劃開一個不同的世界,透過小說、影劇等各種表現形式影響各領域的人,過去的禁忌因而漸漸被解放。因此,陳雪認為白先勇為我們記存過去,且「非常有力又溫柔地撫慰了時代的傷口」。

 

駱以軍:《孽子》作為台灣文學的贈禮

駱以軍將《孽子》與白先勇置於台灣文學的脈絡中討論。他提到像自己這一代的作家,可以寫出像卡繆、卡夫卡筆下的主人公,但像《孽子》捕捉複雜的人情世故,將為數眾多的角色寫得活靈活現、情感濃烈,卻是像《紅樓夢》一般,沒有那樣的教養環境難以辦到的。他提到第一次閱讀《孽子》時有些不適應,驚訝於書中充滿一段段激烈、死生相許的感情。而他在反覆閱讀後,藉由將《孽子》與其他作品連結來體認其中內涵,他認為《孽子》可說是「紅樓夢的黑影,是紅樓夢倒過來的世界」。如同張愛玲筆下的雷峰塔,是世界的倒塌、一個時代的覆滅,他形容在那樣的暗影中,「父不父、母不母、夫不夫、妻不妻、子不子,而古代時光的遺民在現代的空氣中,變成吸血鬼般悲慘的形貌」。

駱以軍提出,「《孽子》是台灣文學的贈禮,白先勇是現代文學的源頭」。白先勇為我們打開通往現代文學的道路,啟開現代主義,卻始終在其中懷有可以為之生、為之死的人情,讓我們沒有步入冷酷之境。進一步而言,駱以軍提到中國作家時常詢問台灣文學為何呈現獨有的「文藝腔」陰柔風貌?他認為一方面因為有國族撕裂的背景,一方面在其中有作家白先勇作為源頭,讓後來的新生代作家們,像郭強生、陳雪、駱以軍自己,沿著現在的軌跡前進,從而呈現了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文學樣態。他感到擁有這樣的源頭非常幸運,故認為它可說是台灣文學的一份「贈禮」。

 

白先勇與《孽子

兩場論壇結束,白先勇在眾人的掌聲之中緩步上台。他表示,作家寫完書之後,詮釋的權力應該交給讀者;前面的與談者都做了非常豐富的討論,因此他便不再對文本多做闡發。不過回憶當初寫作《孽子》的初衷,他認為「文學本就是描寫人情、人性的」,同性戀或許占少數,但也屬於其中,因此當然能夠用文學來表現。

聽完大家的討論,白先勇感謝作家朋友們了解他的作品,因為寫作是非常孤獨的,在書房時沒有人能插手幫助,然而作品推出,能夠找到「知音、心靈上的朋友」,可說是對一個作家最大的意義。他也提到這些新生代作家都有許多優秀的作品,已經是成熟、獨當一面的寫作者了,沒想到《孽子》對他們的人生道路產生了這些影響,覺得非常感動。

而回顧台灣同志運動的發展,白先勇感嘆台灣作為一個「儒家系統下的宗法社會」,卻在亞洲首先通過同性婚姻,十分了不起。他同意台灣有豐富的同志文學,當中有許多作者呈現出多元的觀點,並且不只討論了同志議題,是非常深入地刻畫人性,而這些文學、電影等都成為台灣很重要的「軟實力」,漸漸為社會做足改變的心理準備及心理教育。白先勇也提到同為華文世界的中國大陸曾經有個時期將同性戀視為禁忌,甚至列入罪行,當時也沒有以同志為主角的文學作品。然而《孽子》卻自從1987年開始,在中國一共出了九個版本,猜測可能是因為它不被視作同志文學,而被從家國的角度解讀看待。在出版後曾有許多中國大學生寫信白先勇,表示這本書給予了他們啟發。他認為《孽子》在中國的出版與影響,是值得研究的現象。

白先勇接著分享到最近重回劇場的《孽子》舞台劇,在親臨觀賞時,明明是自己的作品,看著卻還是掉下眼淚。他認同曹瑞原所言,這齣戲刻畫人倫,即使不是同志也會有許多感觸,他看見觀眾裡許多年輕人,就像參與某種集體儀式一般專注,且紛紛落淚。而舞台劇與電視劇、電影有一大不同,在於用舞蹈呈現抽象的概念、氛圍,例如複雜曲折的「青春鳥」故事,就適合利用舞蹈來表現。接著搭配舞台劇的劇照,白先勇讓與會者們看到書中人物在舞台上斑斕舞動,並一一回顧他們的角色與劇中形象。包括主角李青擁有外省父親與台灣下層階級的母親,其實就是在「外省人的悲哀、台灣人的悲情」中寓言式地誕生。而飾演龍子與阿鳳的舞者以吊彩帶的方式呈現激烈、神話式的愛情,常常跳到受傷,在劇團內笑稱真是「皮開肉綻的愛情」。最後在故事的結尾,是李青與羅平喊著「一、二、一、二」的口號沿著忠孝東西路跑,白先勇特別說明他們是向上跑著,往前方的光明而去。 

最後,白先勇感慨說道,《孽子》已出版40年,希望未來還有讀者繼續讀下去,如同他在〈寫給阿青的一封信〉中鼓舞「孽子」們,他也再次鼓勵大家:「也許受過傷、對感情人生失望。但最後最後,如果挺下去,還是會走到你人生的目標」,並且提醒「人生最痛苦的不是失戀,而是沒有真正、全心地愛過一個人」,如果曾經有,那一刻就是永恆。就像《孽子》最後所傳達的訊息,在一切的撕裂之後,人情、人性始終還是溫暖的。作為把光亮駛進暗黑國度的「火車頭」,白先勇最後以「希望」作結,勉勵「孽子」們,也勉勵走過風雨飄搖的台灣:「大家期望的雨後晴天,在台灣已經看見太陽了。我相信台灣同志的前途會愈來愈光明、愈來愈平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