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秉鉞先生與我是師生、也是朋友的情誼，建立於《台灣日報》這個報業體上。我的第一篇刊登在「台灣副刊」的文章〈童年〉，日期為1969年2月6日，那個青澀年歲，我惟有滿腔文學憧憬，努力向報刊投稿，台灣副刊是我瞄準的對象之一，〈童年〉的刊登無疑給了我很大的勇氣，於是很快的開展第二篇。

如此，我寫得勤奮，「台灣副刊」也登得迅速。有一天，驚喜收到具名副刊主編徐秉鉞先生的來信，要我去台中市區一家餐廳參加聚會。我興奮的從埔里鄉下趕到台中，原來這是「台灣副刊」為歡迎遠道台北來訪的貴賓林海音所舉行的歡迎會，人數不多，就只一桌，座上還有從嘉義來的丹扉，她是「台灣副刊」的專欄作家。

兩位著名女作家談得很熱絡，第一次見到心儀作家，我固然興奮，但也膽怯，從頭到尾不敢出聲。我發現秉鉞先生也不是健談的人，他大約三、四十歲，清瘦身材，淨白溫文面容，典型的文人外貌。以「台灣副刊」作者身分，共同歡迎台北名家，我受寵若驚之餘，也感知秉鉞先生對我的期許。

第二次和秉鉞先生見面在他中興新村的家。這一次，秉鉞先生還邀來了尤增輝，徐夫人煮了一桌好菜，讓大家邊吃邊談。出生鹿港的尤增輝年紀與我相當，十分健談，因為他，餐桌氣氛很熱鬧，話題全繞著寫作轉，那時他剛登出一篇保護老樹的小說，尤增輝顯得慷慨激昂，他說那故事是真的，由於他和鄉人的努力，本來因拓寬馬路要被砍掉的老樹，最後被平安移植到公園裡。我對這個話題印象深刻，乃是後來尤增輝寫《鹿港斜陽》聲名大噪，並且開啟了本土報導的先河，徐家席上的那一棵老樹，其實已看得出端倪。

飯後夫人收拾碗筷，我問她那一碟好吃的魚是什麼魚，她說是養殖的吳郭魚，叫福壽魚。夫人很年輕，在省訓團上班，她活潑開朗的性格讓人一見就喜歡，遺憾我只跟她見面少少幾次，幾年後她因病過世，我每想到她親切明朗的身影和年幼的孩子，心裡很是不忍。

夫人與我談話間，大夥說要出去走走，秉鉞先生牽著兩個幼小女兒帶路，我們穿過宿舍群一式平房的幽靜巷道，來到植有兩排菩提樹的馬路邊，然後順著樹蔭閒閒慢慢走。我問起了秉鉞先生的文學生涯，他說以前在台北上班，曾兼職《公論報》編輯，後來還到穆中南先生創辦的文壇社幫忙編務，之後隨著省府南遷中興新村，《台灣日報》找他編副刊，他就做了下來。我心頭一動，早前我曾在《文壇》登過幾篇小小說，莫非秉鉞先生對我的寫作不陌生，所以我投稿「台灣副刊」一直順利？但我沒有把心中的疑惑問出來，我暗自認為這是我與秉鉞先生之間的文字緣，是我的福分。

我們也談到秉鉞先生的方塊文章，那時他以「仲正」的筆名，與丹扉輪流上「台灣副刊」方塊版面，仲正的方塊雜文有時事評論也有日常觀察，後者常關注台中地區大小事，充分掌握住《台灣日報》的地方屬性。

秉鉞先生的文字功力一等，即使嚴肅題材，寫出來也親切，無論談什麼都具有可讀性。而我更愛讀他的小說，他用字看似直白，其實精確生動，人物刻畫有個性、有生命，他的幾篇小說看似他的自傳，卻又有很強的故事性，關於這個問題，秉鉞先生語重心長對我說：「寫小說，要在真實與虛構間準確拿捏，要抓得恰到好處。」對照秉鉞先生的小說，他是駕馭真實與想像的高手。

他這一席話，像那高掛樹尖閃閃發亮的菩提葉片，我一片片摘取，存放入心底。

秉鉞先生寫過一篇〈省籍作家的成就〉在他的方塊上，大力讚揚台籍前輩作家的努力成果。他說自己在文壇社時，曾參與「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的出版作業，很驚異台籍作家竟能夠在短時間內重新學習中文，而創作，而發表，而大放異彩，「簡直就是奇蹟」。秉鉞先生甚至認為，台籍作家的文藝創作是光復後台灣的最大成就。秉鉞先生正是用他主持的副刊來證明他對台籍前輩作家的尊崇和對青年作者的器重。有一回，我在聚會上見到張彥勳先生，從后里來的他，身著筆挺藍色西裝，態度從容，一派謙謙君子之風。他是「台灣副刊」常客，我對他早已熟知，在此之前，他足足用了十年時間苦學中文，原本用日文寫詩的他，為持續文學生命，不惜付出最大的努力。讀他的每一篇登在「台灣副刊」的小說，我自然湧生無上敬意。

那天張彥勳先生對我說，他的視力只剩一眼0.3，差不多瞎了，我驚訝他還能寫小說，「我還是要寫。」他說得堅定，我慨嘆，世上有人的生命是屬於文學的。西裝筆挺來參加文學聚會，我同時感受到了新生小說家的那份驕傲。秉鉞先生說得好，台籍作家的文藝創作是光復後台灣最大的成就。

1964年之後的十多年，《台灣日報》曾經歷了一段榮景―

發行份量達到三十萬，訂戶大概都在中台灣，尤其台中市，無論走到哪裡都看得到《台灣日報》，這樣的報紙副刊，加上「台灣副刊」濃厚的文學氛圍，自然吸引了眾多文學愛好者來向它投稿，彰化籍的洪中周、任教大里國小的彭選賢，他們都在「台灣副刊」嶄露頭角，因著優秀文藝青年的不斷加入，「台灣副刊」已然成為中台灣最具分量的文學舞台。

作品討論，在「台灣副刊」也是風氣，我記得最熱鬧的一次是張惠信寫的〈斷了左觸角的蟑螂〉，因為高度象徵手法，引來眾家，其中不乏名家的注意和討論。張惠信以一個新出道的青年享有如此殊榮，今天的我回想起來，無非是秉鉞先生對年輕一代的期許和愛護。

大約1976年，我曾短暫進入《台灣日報》工作，那時我準備從埔里遷居台中，城市角落購置的房子承載了一筆貸款，憂心的我看見《台灣日報》徵編輯的廣告，雖已過期多日，仍然寫了一信給俞國基總編，他叫我去面談，說我可以去上班，工作是修改記者稿。過了一段時間，俞總叫我編地方版新聞，還讓他的夫人名作家陳冷教我編輯方法，陳冷當時也在《台灣日報》編家庭版。我見到她的時候簡直目眩，她寫的〈風從那裡來〉多麼好，那個坐在母親轎車裡趕補習的孩子，我簡直忘不了。

在報社期間，我反而跟秉鉞先生見面不多，因為副刊室下午上班，新聞部晚上才開工。有一天，我才踏入辦公室，看見人們亂成一團，原來報社易主了！很快的，新老闆進駐，我這個不過上任幾個月的生手同被當成舊人，調離原位去副刊室當助理，也就是審稿。表面是本行工作，我自知此後難挨。

我真正要叫屈的是秉鉞先生，他被改調資料室主任，從此離開超過十年辛苦經營有成的「台灣副刊」，我看見了他走入後棟資料室的背影，那是寂寞的身影。那段時間我在副刊室過得很辛苦，新來不久的碧金是唯一講話對象，她的笑容總是帶著溫暖。不過我還是決意離去，我去有些昏暗的資料室向秉鉞先生辭行，他無言。我也想向俞總和夫人道聲謝，但從驚天動地大易主的那一天，我再沒見過他們了。

此後與秉鉞先生見面都在文藝場合，最華麗的一次見面是參加他與碧金的婚禮，新娘笑得很燦爛，這場婚禮在秉鉞先生與我的情誼史上，塗上了一抹炫麗的色彩。

2022年3月，得到秉鉞先生辭世消息，我先是驚再是悲，匆匆趕往中興新村探視碧金。一路我有太多悔恨在內心交織，多少時日了，我不曾去探訪秉鉞先生，聽說秉鉞先生辭世於2020年5月，那時我在做什麼？躲新冠病毒？我們總是有很好的理由把自己藏起來，任情誼老去。這一生，我還欠秉鉞先生兩句話：
老師，您的小說寫得真好。
老師，謝謝您的栽培。

立在我所熟悉的房子前，我沉澱一下心情，太安靜了，沒有了老師在的屋子，安靜得出奇。我按上門鈴，久久，傳出碧金的聲音，響亮如昔，我報了名字，卻聽不見接下來該有的開門聲。碧金說她現在不見客，她不出門。我看不見她的臉她的身，因為她把自己完全藏起來了。我站了約五分鐘，聽到她說，秉鉞先生走了，兩年囉。我知道我該走了。

隔著院落，我留下了朋友和我的問候離去。碧金不開門，定有她的理由，我不願過多猜想。走到菩提行道樹下，看著對向汽車站牌，回憶往昔每一回來，返家時，秉鉞先生必送我到站牌下，陪我等車。我好想好想放聲痛哭，老淚卻已乾涸，老師，從我生澀歲月一起走來的文學路，我們已經到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