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從哪裡開始談《新寶島》？也許該從結尾開始——早逝的人類學家王志明（或者排灣族朋友給他取的名字：一雅士．景若）跟朋友在墾丁，等著哈雷彗星劃過天際。這算不算是爆雷？但想想，這本小說是不怕爆雷，或者，無法爆雷的吧。

直到讀完最後一章，我才明白去年崇凱請我到圖書館找的剪報，是用在了哪裡。

那時我只知道他正在寫一本小說，寫台灣人和古巴人一覺醒來，全部交換到地球另一頭的島上，問道，我在哪裡？這是怎麼一回事？大半年過去，《新寶島》完稿付印，我也邊讀邊想著，究竟為什麼要找王志明那幾篇文章？

讀到結尾才發現，先是因為《新寶島》的架構，這既是一部長篇，也同時是12章短篇。

「大交換」使兩個島嶼聚焦了世界關注，人們捲入其中，被遠較日常生活巨大的不明原因困住。但儘管設定在2024～2028年，《新寶島》不像多數近未來小說把解開謎團當作主題。故事並未描繪高層政治外交軍事決策，並不告知世界將往哪一步走，沒有一條清楚貫穿全書的主線。我們只是跟著作者，穿行到不同人身邊，看這場變化下，他們遭遇了什麼，又想著什麼。

不管世界怎麼變，日子還是要過。在陌生公寓醒來，還是有著柴米油鹽跟不上不下的戀愛。當手機基地台架好，終於聯絡上爸媽，跟家裡的關係還是沒法一下搞定。同樣位於北回歸線，同樣在一百年前種甘蔗，海對面同樣有個敵意大國，上個世紀同樣有過社會主義革命和一黨專政，在陌生又似曾相識的島上，人們仍然得開始新的生活。在哈瓦那街上，我們看到夜市跟繞境，看到海邊卡哇依的媽祖像，在哈瓦那的棒球場，職棒繼續開打，雖然還是好難贏古巴。

這樣，到王志明登場，已是《新寶島》的最後一章了。

回想多年前，一同在歷史所，卻聽他聊著小說比較多的日子，崇凱顯然深知「宏大歷史敘事」與「近未來政治小說」的糾葛。

1902年，在嚮往「文明」與「進化」的時代開端，戊戌政變後流亡東京的梁啟超，寫下〈新史學〉，屏棄一治一亂帝王家譜，提倡國家本位的歷史書寫。也在同一年，梁寫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以及將政論套上角色對話、遙想維新六十年後的〈新中國未來記〉。在那篇沒有寫完的小說之後，各個許諾歷史之名的革命，掀起天翻地覆的風暴，也掀翻國家底下的無數生活。甚至，到二十世紀尾聲，當進化法則的簡化、僵硬與殘酷終於顯露，後革命時代以小說反抗的作家，也往往難能免於宏大敘事。從王力雄《黃禍》到陳冠中《盛世》和《建豐二年》，無論反烏托邦或是另一個未來，每當嘗試開口訴說「歷史」，在直線結局與生活的複雜之間，小說終顯得進退維谷。

相對這一系譜，在《新寶島》交錯又獨立的篇章裡，每個角色都只能從自己有限、破碎的視角去思考這一切。古巴裝置藝術家、斜槓演員文藝少女、關塔那摩拘留營的穆斯林、台文所畢業的新科原住民總統、游擊隊套裝行程的旅遊業者、要去美國念歷史博士卻到了中國當台幹的中輟生、小說裡的小說讀書會、切．格瓦拉的一個朋友……，他們都不知道這世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能夠做的，只是在不可預測的未來下，回頭看看過去，在自己所及範圍裡做一點什麼，講一些幹話，這樣一點，那樣一點，讓事情開始動起來。

跟著一幅一幅切面，讀著還是難以抓住世界全貌。但是，置身這些不確定、猶疑、帶著保留、重新理解世界的努力之中，卻也讓人感到一種熟稔的空氣。那些人們，就像是你認識的誰一樣，有著各自的生活、過去、困惑和尋找。比起有清楚主軸、答案、結局的未來安排，這樣的2024年顯得與我們不再那麼遙遠，甚至，會感到自己也是其中一員，那裡面也有著你的「歷史」，和你的「未來」。

只是這裡也浮現另一個問題。告別了兩個世紀以來的「文明」、「進化」與「國族」，在各自的碎片裡，我們還能不能想像共同的歷史和未來？

而那或許便是崇凱將王志明放在最後一章的原因：這既是12章短篇，也是一部長篇。

各自過往不同經驗的生活，裡面有沒有共同的方向，或者終究是無法拼起的碎片？跟著王志明從大學到出國，然後返台當記者，一邊參與原住民運動，一邊翻譯人類學經典——回到1987年的台灣，那不啻是前述兩種歷史時間的交會地帶。一方面，多年的黨國體制開始動搖，各種過去不能開口的聲音開始說話；另一方面，在嘈雜的聲音裡，人們仍然抱著一種對共同未來的想像。

在1987年翻譯《憂鬱的熱帶》，顯得那麼不合時宜卻又那麼貼近時代。對世界來說，書中擔憂已太過遙遠，再沒有原始部落等待外來者破壞。就像也在最後一章出現的，受到雇主剝削而犯下殺人案的鄒族青年湯英伸，部落已然荒蕪，子民流散到文明社會，卻無法成為其中一員。與此同時，擔憂不再只在異國他方，文明、進化與革命藍圖，到了這時，也跟失落的部落神話一樣，失去了號召幾代人熱情的力量。整體的國族、社會乃至歷史，人類在十九世紀打造出的這些實體，終被察覺，從一開始便有著各式的異質與破碎。

我們能不能找到一種語言重現那些現象，向每一個人說明其意義和重要性？能不能穿透各族神話考掘出基本心靈結構，呈現普世的科學法則？或者，這一切都只是李維史陀的想像力特別豐富？在這樣的時代，當小說裡的王志明，引述、同時質疑著這些書中字句，他所作的並不只是翻譯，同時也是在重新召喚一種關於世界的熱情：儘管知曉彼此相異，我們仍然選擇相信共同的對話與道路。在那來得太晚，卻又太新而沒有名字的共同體誕生的前夕，他留下的譯稿竟像一則預言，給三十多年後，在無盡討論、分歧與小小的成果之間，有些疲倦的我們，留下了一點慰藉和力量。

然後在這裡，或許你會想起前面的那些篇章，想起明明關於部落的白色恐怖，卻寫著混血跑船少年在南洋港邊寄出的明信片，關於切．格瓦拉的左翼革命，卻寫著墓旁落下的細長拐杖，想起這本小說裡面，大的歷史跟複雜的生活之間的種種交錯，想起你和他們的連結，想起，這其實是一部長篇小說。

也在這裡，或許，崇凱選擇哈雷彗星作結尾，並不只是同年離世的湯英伸在遺書寫到未能目睹的遺憾，那也關於每一次彗星再來的時候。1705年，愛德蒙．哈雷算出了周期，預測同一顆彗星將在53年後到來。三百年過去，哈雷彗星又來了四次。距離人類一心想發現自然與人文世界法則的啟蒙時代，已是那麼久。那結尾彷彿問著，當彗星下一次來到的時候，我們能否開口去說，我們終於找到了並不是法則那樣絕對正確的東西，但是它能夠容納各別的歧異，又能讓我們一起站在這裡，看著你劃過天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