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瘦的靈魂:我所認識的七等生」座談會:朱賢哲×阮慶岳×郝譽翔

2021-03-01
作家
陳學祈
活動攝影
林永昌

回顧台灣戰後小說發展,在高手如雲的文壇中,七等生肯定是最卓爾不群的一位。從1962年的第一篇小說〈失業、撲克、炸魷魚〉開始,這位特立獨行的小說家,已為台灣文學界留下多篇文體奇異、情節詭誕、風格疏離晦澀的作品,正因為如此的與眾不同,七等生的小說自然成為評論家及文友亟欲分析乃至批判的對象,再加上作者本人低調且又「隨心所欲」的行事風格,讀者也就更好奇這位小說家的真實面貌。如今,藉由朱賢哲導演拍攝的文學家紀錄片《削瘦的靈魂》,人們總算能對七等生其文其人,有更多乃至更深入的瞭解。由文訊雜誌社、目宿媒體策畫的「削瘦的靈魂:我所認識的七等生」座談會,於2020年12月29日晚間登場,除了邀請該片導演朱賢哲,與身兼建築師、小說家雙重身分的阮慶岳,雜誌社也邀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小說家郝譽翔擔任主持人,這場前後共九十分鐘的座談會,就在三人交互切磋、分享與現場聽眾提問下展開。

 

完成一場不可能的任務

座談一開始,主持人郝譽翔分享了自身與七等生互動的經驗。郝譽翔回想當年在東華大學任教時,為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的學生邀請七等生到校演講,那場活動,讓她印象深刻:

 

本來期待七等生能侃侃而談,跟年輕的創作者對話,然後演講就在兩個小時後圓滿結束,大家說不定還能一起吃宵夜,可是……那天很尷尬,七等生大概只講了五分鐘不到,然後他就不說話了,突然間就陷入僵局。接著,他問學生讀了他的作品有何感想,結果有學生表示看不懂,七等生似乎有點不太高興,然後就憤而離席了……

 

對於這場陷入僵局,最終草草結束的演講,郝譽翔直言,這是她辦過最失敗的一場演講,而她也因此見識到七等生的個性。

才兩個小時的演講就搞得如此尷尬,那麼邀七等生來拍一部紀錄片又會如何?朱賢哲到底是用什麼方法,讓這位難搞出名的小說家點頭答應拍攝?不僅是郝譽翔好奇,就連台下的聽眾也好奇。

朱賢哲表示,會拍這部紀錄片,最早是楊順清導演來找。在此之前,他並未讀過七等生的小說,雖然看過以他的小說改編的電影《沙河悲歌》,但當時沒什麼特別的感覺。這次是為了拍攝紀錄片,想瞭解七等生的小說,於是找《為何堅持:七等生精選集》來看,沒想到被書中那篇創作於1967年的中篇小說〈精神病患〉吸引,遂決定接下這件案子。至於七等生本人為何答應拍攝呢?朱賢哲認為有三點:第一,他曾與七等生的女兒劉小書在動保團體共事過,有了這層因緣,加上拍攝過程中劉小書也在場協助,所以七等生比較能放下心防。第二,由於拍攝過程中必須聆聽七等生所分享的種種心得、往事,因此讓七等生有了聆聽者,他也就更願意傾訴。第三,朱賢哲坦言自己也會赤裸地面對受訪者,他會分享自身的私事與七等生交流,彼此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最後「七等生甚至主動握我的手,建議我可以去找採訪誰,請他們講實話」。

對於和七等生互動的經驗,朱賢哲指出,七等生是非常創作型的人,雖然他的語言會重複,但你不會在其他地方聽到,所以「面對他是很有新鮮感的!」,例如第一次採訪時,七等生就說:「我不熱愛人類,我不是那種博愛的人」。對此,朱賢哲認為,七等生反而是過度熱愛人,只不過他的方式不被大家接受,他遂有了恐懼與退縮,而他的退縮與隱居,是為了讓將來以更大的熱情方式回來,這從他回覆讀者的信可以看出來。此外,對於七等生曾說出:「如果你要勇敢,就不要跟人家結黨」,這兩句話也讓朱賢哲印象深刻。其實,這兩句話可說是七等生為人處事的原則。瞭解七等生的人都知道,他一向是低調行事,除了鮮少出席藝文活動,也因為創作觀念上的差異,不太與文友往來(例如和《文學季刊》同仁),即便是2010年獲得第14屆國家文藝獎,上台致詞時也只講了幾句話就下台,七等生其人其文,就是這麼特別與一致。

 

阮慶岳與七等生的接觸

相較於朱賢哲因拍片接觸七等生,阮慶岳早在大學時期,就開始接觸七等生的作品,因為他「在大學最關注的小說家就是七等生與陳映真」。但阮慶岳也不諱言的指出,一開始讀七等生的小說,看不太下去,沒想到再看就著迷了。接著是出國念書後,他又再一次與七等生的作品相遇。那是在美國念書時,《科學月刊》創辦人,同時也是保釣人士的林孝信(1944~2015)在芝加哥開了一間書店,他負責店內的裝潢,無意間在書架上發現七等生的著作。接著是1991年回台後,他參加七等生在東之畫廊舉辦的畫展,當時還買下一幅畫作。讀了作品,還買了畫作,但此時的阮慶岳,仍然沒有跟七等生面對面交流,直到某次在朋友的畫展上,他把自己的著作送給七等生後,兩人才因此結緣。

「七等生的作品是哪裡動人,可以讓你掉進他的世界?」針對郝譽翔的提問,阮慶岳給出了具體的說明。第一是語言方面,阮慶岳認為「七等生反對用一般的國語標準來創作,他認為那種寫得又漂亮又流利的,不叫文學……他的文字音樂節奏感與圖象性很強,如果能進入到他的文字狀態,你就會著迷」,「到底哪一個先下筆、哪一個後下筆?是由他決定,而不是按照文法來決定」。至於第二點,是指社會環境方面,當時的教育與社會氛圍,講求集體主義,而七等生則是伸張純粹的「人」,這個人沒有地域、國家的背景,而是純粹的個人靈魂。阮慶岳指出,七等生對於「人」的尊敬與追求,以及對哲學、神學與靈魂的探討,使得他在華人文學,顯得相對特殊性與重要。「在華人作家中,很難看得到如此乾淨、純粹,這麼現代性的靈魂!」,阮慶岳至此給予七等生高度的肯定。

以阮慶岳的解讀為基礎,郝譽翔進一步指出七等生作品中反體制、疏離、邊緣與不媚俗的精神,她認為這對四、五年級世代的讀者多少產生了影響,只不過這個影響是在檯面下,是隱性的,彷彿是一種祕密教派。「如果私下閒聊時發現對方也讀過七等生,這時候似乎可以引為知己……我家的書架上,現在還擺著七等生當年出版的書,是我大學時代買的」、「對我們而言,七等生代表著向體制的控訴,裡面包含著叛逆與浪漫的情懷」。此外,郝譽翔也指出七等生作品中的「誠實」,正是感動與震撼她的地方。郝、阮二人的見解,可說是點出七等生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定位及其文學價值。

 

身分、道德與觀點呈現

談完與七等生的接觸經驗、對七等生作品的理解,座談會的第三階段是針對紀錄片的構思與呈現方法進行討論。朱賢哲首先指出七等生作品中的前衛感與黑暗感,他再以1967年創作的〈精神病患〉為例,認為若當年有導演照著這篇小說來拍,很可能就是世界級的電影。「我們不確定自己的黑暗能否容於對方的黑暗,而七等生把這個丟出來」、「確認他的黑暗後,我自己內心的黑暗得到療癒,這是我閱讀他作品的感動之處」,藉由閱讀七等生的小說,朱賢哲意識到「情慾與個人黑暗,可以拓展人類的思維框架」。基於這點,加上為了凸顯七等生與同時代作家的不同,朱賢哲決定將紀錄片的焦點聚焦在他的黑暗與情慾上。

至於七等生個人情感的呈現,朱賢哲首先表明他對道德的看法:「集體意識的道德、倫理,會隨著時間與空間改變」,他不諱言指出,在訪談七等生親朋好友的過程中,確實聽到不少說法,他曾試著讓七等生談論外遇這件事,想藉此釋放他心中的內疚,但他發現這點對七等生而言是困難的。

由於討論七等生的情感問題牽涉到陳述的角度,朱賢哲表示,有學者對片中被採訪者揭露當年訪問七等生時,敘述七等生感情複雜的經過不以為然,講座至此進入高潮。就在朱賢哲討論受訪者的身分與談話內容的關連性時,阮慶岳很直接的提出他的見解,他認為受訪者的這段影片,取樣太過單向與片段,沒有平衡報導的反面觀點,雖然朱導演認為影片沒有想做道德的批判,但透過被採訪者的表述,無形中等於是在做道德批判了。對此,朱賢哲也很直接的表示反對,他在意的是,這些討論應該搬到檯面上公開來談,而不是在私下傳遞,他也不認為廖教授必須被學者這樣的身分綁住,講出符合大家心中學者該說的話。「我們寧可被批判,也不要害怕講出自己的想法,這是我對自己的期許」,朱賢哲清楚的表明自己的立場與看法。

正因為觸及到作者個人的道德,使得《削瘦的靈魂》在「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電影中,顯得格外突出。「在看《削瘦的靈魂》之前,我有想過這是不是又一部拍得四平八穩,歌頌作家、文學大師的片子?裡面不外乎敘述大師生平、介紹他的成就,以及大家對他的讚美與崇拜等等。……我相當佩服導演,這部片子留給讀者想像與詮釋的空間,對於七等生的爭議,影片可說是毫不避諱,我覺得這是一部大膽的電影」,郝譽翔對《削瘦的靈魂》的看法,清楚指出了此片在「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電影中的特殊性。

 

回憶拍攝《離城記》的經過

到了活動最後的聽眾提問時間,多年來熱心參與各類藝文活動的呂學源先生指出,台灣第一部拍七等生的紀錄片,應該是1998年阮慶岳與朱幸姬、徐顥共同完成的《離城記》,但看過此片的人很少,所以想請阮慶岳介紹一下這部片子。阮慶岳表示,比起《削瘦的靈魂》,《離城記》拍起來順利很多。拍片緣起很簡單,主因是他的建築師事務所員工買了一部SONY的V8,很得意的想拍個影像試試,於是想到要拍七等生。「老實說,這片子很歡樂的一直在拍,還跑去酒家拍,七等生全程配合,叫他去海邊跑跑踢踢浪,他就去踢……」,阮慶岳的回憶引得聽眾哄堂大笑。「我想要跟他回到通霄,去看他的童年與成長過程,這部片總共去通霄兩趟,拍的他老家、拍他教書的地方、看他的老朋友,然後去海邊住一個晚上,他還安排去酒家,怕大家悶,他還會帶氣氛……」這樣的七等生,顯然與我們今日所見的形象極為不同,但話說回來,七等生的脾氣也是有的:「他有他的脾氣,順的時候就順,他不高興的時候,不想配合時,不會為了面子,為了你而退讓」。比起《削瘦的靈魂》,《離城記》的拍攝過程確實順利很多,雖然兩部片子的拍攝時間有差異,調性也不同,但七等生對這兩部紀錄片的態度則是一樣的:拍攝過程不干預,發表後不觀看。保留最大的空間給創作者,七等生可說是始終如一。

 

七等生的小說是思索自己的鑰匙

本場座談會,七等生的公子劉懷拙先生也出席了,針對朱、阮所討論的廖教授陳述觀點一事,劉懷拙提出解套的方式:「如果廖教授在陳述時,能安排一個人與他對談,透過反問的方式,或許大家就不會認為廖教授是在繪聲繪影的講述七等生的私事」。此外,對於童子賢先生曾在公開場合指出「不是只有活在光亮下的人才值得祝福」,劉懷拙深表贊同,因為這句話點出了閱讀七等生作品的意義,他指出七等生不是為了大眾而寫,他的理想讀者,是那些跟他接近,也沒有活在光亮下的人:

 

有些憂鬱症、受到挫折或遇到人生困頓的人,很能夠進入七等生小說的狀態,因為七等生的小說是為這些人準備的。當你遇到人生瓶頸,把自己準備好了,準備進入思索自己、瞭解自己的狀態,這時候七等生的小說就成了你的鑰匙。

 

就如同收聽廣播,只要頻率對上,讀者自然就能切合七等生的頻道。

七等生生前曾說自己「寫的是宇宙、寫的是地球、寫的是人類」,如今,隨著《削瘦的靈魂》上映,筆者相信,將會有更多人與七等生產生文學乃至靈魂上的共振,成為他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