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世代作家楊双子出版長篇小說《臺灣漫遊錄》，因為小說本身操演「託名虛構」的書寫手法，而出版社的行銷策略也刻意強化真實感，因而引發各種不同層次的爭議。

2021年，《臺灣漫遊錄》獲得文化部金典獎，波瀾再起。爭議的核心問題，大都圍繞著：託名虛構的倫理邊界在哪裡？出版倫理的邊界在哪裡？作者與讀者、評論者之間的倫理關係是什麼？這個做法對作品是加分還是減分？

《臺灣漫遊錄》全書主體12章，以12道台灣庶民宴席料理為名，描寫日本作家青山千鶴子與台灣通譯王千鶴，兩人一起沿著台灣縱貫鐵道旅走，觀察風土人情，品嘗食物，討論味覺所含涉的內面文化，還有兩人隱然流動的百合情誼。

被小說虛構為真實存在的青山千鶴子，1913年（大正2年）出生；1938年（昭和13年）受台灣總督府邀請，來台巡迴演講，她將台灣見聞寫成遊記發表在雜誌；1954年（昭和29年），她將遊記改寫為小說體《臺灣漫遊錄》出版；1970年（昭和45年）再版，女兒青山洋子寫了一篇後記；1990年的中文版，又多了譯者王千鶴的「譯者代跋」，以及王千鶴女兒吳正美的「編者代跋」；最後，2020年的《臺灣漫遊錄》也有一篇作者楊双子署名的「新版譯者代跋」，以及書前一篇日本評論家的推薦序。

除了小說主體，這一篇推薦序、一篇後記、三篇代跋，其實也都是虛構小說的一部分，不是一般概念上的序與跋。除了書封與行銷，這也是被討論的焦點之一。我認為託名虛構的倫理問題當然可以討論，也需要從更多不同面向對話。不過，小說操弄虛實的倫理邊界，不是我這篇文章要談的。我想談的，是小說與另一個真實的曖昧勾連。我認為，這個「託名」非常有意義，卻被前述更表面更形式的「託名」給掩蓋了。

《臺灣漫遊錄》，一部小說，兩個千鶴。這不是遊戲意義上的命名趣味。無論是日本作家青山千鶴子、台灣通譯王千鶴，或者我們手中這部小說《臺灣漫遊錄》的作者楊双子，都明確地勾連著一個真實人物，日治時期台灣女作家楊千鶴。而這樣的勾連，也不僅止於一般提及的「致敬」意義，更多的是跨時空的交會與結盟。

百年追求，當年此刻，其心如一。楊千鶴，或者說，楊千鶴們，是前一個世紀曾經綻放過的光，開放過的花。簡單的致敬只是借名，而真正的交會，則是沿著光路與花徑的標記，接軌疊步，重新詮釋前一個世紀的楊千鶴們，以及這個世紀的我們自己。

楊千鶴是誰？

楊千鶴是一個幾乎曾經完全被遺忘的女作家。

一九九○年代以前，即使是剛起步的台灣文學研究圈，也只有極少數人聽過她。如果我記憶沒錯，楊千鶴首次以女性寫作者身分，重新現身台灣文學圈，應該是在解嚴後的1989年。這一年，她陸續赴日本參加筑波大學舉行的台灣文學國際會議，回台灣參加台灣筆會舉辦的歡迎會，以及在台南南鯤鯓舉行的「鹽分地帶文藝營」。但是，楊千鶴真正進入在地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領域的視野，應該要到1994年，這一年，清華大學台灣研究室與賴和文教基金會合辦一場「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說這是戰後台灣文學研究界第一場「盛會」也不為過。因為在此之前，大多數台灣文學研究者都是民間學者，少數即使身在學院，也只能默默做研究，無法將它們當成學術成果，無助於升等與提升學術位置。而這一次，終於有一場由國立大學主辦，以台灣文學為名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跨世代作家與台灣文史研究者盛情齊聚。

也就是在那一場會議中，楊千鶴首度以台灣女作家身分發言、被研究，從而被更多不同世代研究者認識。我還記得她的現場發言，聲音清朗宏亮，臉容透著英氣，她談著自己當年的寫作，對於自己的日文操演和文學能力，沒有絲毫虛矯的客套。她幾乎就是直率地說，當年我就是這麼努力，這麼優秀。

學術會議後的餐會中，我與楊千鶴，以及一些日治時期本土男作家同桌，楊千鶴性格爽朗健談，帶動全桌笑語歡騰，餐會氣氛熱絡。不久，她有事先離席，留下來的同桌男性前輩們，對於當年還是青年的我不太設防，開始自在交談，逐漸帶著笑意評論起楊千鶴，「千鶴啊，從以前就足有自信，刺耙耙，相諍毋認輸。」

這個歷史性的評注，更多的真實，是要逆讀的。我讀出楊千鶴的堅毅與自我要求。當年，作為一個台灣新女性，她必須維持自信、堅定、優秀。

作為台灣人，她經常挺身抗議日台不平等。她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日本帝國大學（台大前身）理農學部擔任助理，看見第一份薪水單與日本同事的巨大落差，她當場憤而辭職。第二份工作，因受西川滿賞識，引薦進入臺灣總督府發行的《臺灣日日新報》，擔任「家庭文化欄」採訪記者，她提出要求「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沒有差別待遇為唯一入社條件。」而作為台灣女作家，她則充滿自傲，日文操演能力在當時女性寫作者中絕對是佼佼者，並且絲毫不比男性作家遜色。

既挺身抵抗族群歧視，又以寫出優美正典日文為傲，表面看來確實是矛盾的。但這個矛盾所顯示的精神圖像，卻正是殖民地台灣的真實。殖民地分裂的精神構圖，正足以見證殖民主義所造成的傷痛紋理。

如此來看《臺灣漫遊錄》中，日台兩個千鶴的關係，就可以理解楊双子所思索的問題核心，以及這部小說的書寫技巧所能張開的意義幅員，比我們所爭論的來得深刻寬廣。

在現實上，青山千鶴子與王千鶴的百合友誼，比姊妹情誼更深刻，更多欲望流動，然而，兩人分屬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族群屬性，卻讓這段情誼產生許多裂縫。因為心靈靠得愈近，差異就會放得愈大。

小說裡，日本的青山千鶴子是作者，是主述者，而台灣的王千鶴則是被述者；但王千鶴的「通譯」角色，既是旅行帶領者，也是文化導覽者，卻有效地翻轉了主述與被述的主客體關係。楊双子設定小說是青山千鶴子所寫，但許多細節裡的文化詮釋權，顯然是落在翻譯主體的王千鶴身上。12章及後記與代跋中，兩人的主客體關係，不斷流動翻轉。這個流動，不是指向和諧統一，而是指向更清楚的差異，更清楚的殖民與被殖民的矛盾。某種程度來看，青山千鶴子和王千鶴，都可以說是楊千鶴的某一個靈魂分身。楊千鶴出生於1921年，彼時日本統治台灣已近三十年，被殖民者長期被擠壓的主體，分裂成兩個楊千鶴，一個以寫優美日文為傲，一個以為台灣挺身自期，兩個楊千鶴既拉扯也並存。

一個身體，有兩個靈魂，自己與自己格格不入，這正是殖民地與被殖民者的實景。身為殖民地知識青年，你必須在衝突矛盾中，辯證協商出主體的自存方式。無論是在隱喻概念或實質意義上，分裂可能是被殖民者自存的一條路徑。因為和諧雖然舒適，卻是強權所迫使，唯有分裂所造成的疼痛，才能刺激主體清醒，而不致直接被糖衣吞裹。

唯有在分裂中進行對辯，主體才能更看清自己，並且指認自己。這是在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台灣女作家楊千鶴，或者說楊双子筆下的「青山千鶴子＋王千鶴」的生命圖像。

甚至可以說，這個分裂後的對辯，也在你我身上。這樣來閱讀《臺灣漫遊錄》中青山千鶴子與王千鶴的幽微情感，前者的熱情、惦記、愧疚，後者的彷彿靠近卻又疏離，彷彿親膩卻又隱忍，彷彿甜美卻又深沉，始終感到親近，卻始終有個問號橫在其間，就可以理解了。這個問號是，日本女子青山千鶴子與台灣女子王千鶴，「真的能夠說是朋友嗎？」

所以楊双子以推薦序、後記、代跋，由學者、評論者、翻譯者王千鶴、作者青山千鶴子，加上兩位千鶴的女兒，一起來眾聲喧嘩，又像是藏傳佛教的辯經，爭說不是為了統一，而是為了在承認矛盾中尋求和解。

事實上，楊双子一向慣於演繹既矛盾又共存的生命狀態。出版於2017年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花開時節》，時間線穿梭現代與過去；現代時間是2016年，台中女子楊馨儀剛取得碩士學位，落入大學裡的中興湖，靈魂穿越到90年後的日本殖民時期，大正15年，1926年，進入台中王田楊家一名六歲小女孩楊雪泥（雪子）的身體裡。

二十一世紀初期知識女性的靈魂，進入前一世紀初期六歲女孩的身體，一起長大起來。更有意思的是，楊雪泥與楊千鶴同年，都是1921年出生。不只雪子，小說中的許多女性，如雪子的雙胞胎堂姊陳恩、陳好，日本華族出身的「灣生」、雪子的一生摯友松崎早季子，還有雪子的同班兼好友黃花蕊、簡靜枝、井上弓子，全都是1921年出生。

所以，楊双子要寫的，不只是楊千鶴，而是楊千鶴與其同時代的女學生。嚴格說起來，她們是台灣本土第一個接受完整現代高等教育的女性世代（不含留學者）。

楊双子將小說直接命名為《花開時節》，襲自楊千鶴短篇小說〈花開時節〉，後者所寫的，正是幾位即將從高女畢業的女性朋友，在思索著如何面對未來、婚姻、理想的各種未知數，以及這些未知數對於她們女性情誼的考驗。

傳統社會中，女子沒有讀書權利，「在家為女，出嫁為婦，媳婦熬成婆」，是女性時間的固定三階段，進入二十世紀，多了「女學生」這個階段。女學生可以讀書、交友、嬉耍、琴棋書畫，甚至運動、寫作。楊千鶴14歲進入靜修高等女學校，20歲從臺北女子高等學院畢業，作為女學生的這六年，可以說是她最自由揮灑的年月。

當時的時代情境，高女畢業就代表女學生身分終止，很快會被要求進入婚姻。回歸婚姻，就回歸女性時間的固定三階段，如此再回視「女學生」這個階段，彷彿只是為了更好地學習「出嫁為婦」，自由歡暢就只是一場夢。當代女性如何創造自己的「花開時節」，開成自己的花色，而不是一場虛妄甜夢，這是楊千鶴和楊双子共同的問題。

楊千鶴用力開成自己的花色，因而不免成為男性同儕笑談中的「赤查某」。這個赤查某，卻成為我們這個世代、楊双子這個世代，甚至楊双子以後世代的一個原型。或者說是我們主體生長的開端，是夢開始的地方，更恰當。

1934年4月，14歲的楊千鶴進入靜修高等女學校，那時，她俠氣十足，愛挺身而出，愛打抱不平，正要開始以自己的眼睛覽看這個世界。這一年5月，在台中市的小西湖咖啡廳，有一場歷史性的會議，南北作家齊聚，首屆「全島文藝大會」召開，全島性文學團體「台灣文藝聯盟」成立，台灣文學空氣熱起來了，而楊千鶴還青春，夢正要開始。
四年後，楊千鶴進入臺北高等女子學院，這是當時台灣女子最高學府。在學院厲行的傳統性與國民性教育中，楊千鶴努力讓自己長出不羈的靈魂。再四年，1942年，22歲的楊千鶴，發表了短篇小說〈花開時節〉。

〈花開時節〉發表後一年，楊千鶴進入婚姻。再過兩年，1945年，台灣政權更替，1950年，楊千鶴投身政治，當選台東縣第一屆民選議員，1953年，丈夫因政治迫害入獄，爾後楊千鶴就幾乎完全消失於公共領域。

漫長的時間裡，不只在公共領域消聲，楊千鶴連同〈花開時節〉一起被遺忘，與台灣文學史一起被遺忘。即使後來，「台灣文藝聯盟」、賴和、楊逵、張深切等等都被重新記起了，楊千鶴仍然被遺忘。

有兩個人，把楊千鶴喚回來。一個是台灣文學研究的先行者張良澤。1977年，楊千鶴赴美定居， 1983年，解嚴前夕，她在美東夏令營初見張良澤，燃起歸返文學、重見自身的心志，1991年開始著手撰寫日文版生命史《人生のプリズム》，並由女兒林美智與張良澤合作中譯。1994年到1995年，那場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盛會前後，張良澤持續翻譯，以〈人生的三稜鏡系列：台灣第一位女記者回憶錄〉多篇隨筆，在《聯合晚報》刊出，攜楊千鶴返鄉。

1995年3月，中譯本《人生的三稜鏡》由前衛出版，文學楊千鶴重返了。

另一個召魂者，就是楊双子。她以當代靈魂，穿越90年時空，附體楊千鶴及其同時代女學生，附體青山千鶴子與王千鶴，以同名小說、同年共生、藉名重生，探索楊千鶴們如何在舊時代裡尋求主體的大口呼吸，把曾經用力開花卻被遺忘的千鶴們，一個個找回來。

這些二十世紀的女學生、女作家、女青年，她們各自最後開成什麼樣的花色，也許早已無法被看見，但她們曾經用力開放的生命姿態，卻這樣被銘刻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