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歲紀念,姚一葦老師

2022-02-11
作家
鍾喬
關鍵字
活動攝影

大學時,開始對西洋戲劇產生濃厚的興趣。因為念的是外文系,從希臘神話到羅馬帝國文化史,一路必修下來,來到關鍵時刻,便是大三的莎翁。這時發生一件戲劇性轉折,便是教莎翁的施肇錫老師,早歲隨歷史考古學者的父親施之勉先生來台,在讀書世家影響下,養成自由派學風,在中間偏左的言談與閱讀上,表現對於從舊俄文學到三○年代大陸左聯作家的熟悉與嗜讀。當然,在一九七○年代末期的島上,他即便公開訂閱《文星》雜誌、《傳記文學》;對於禁書與被禁的雜誌,則只會密藏於書架的隱蔽處,啤酒過三巡後,才會興致高亢的從刻意擺得雜亂無章的書報堆中,挖出來瞧瞧。那時,畢業前,須前後演兩齣莎翁名著;幾次,在他庭院花草隨意蓬勃的宿舍前,那棵夏日裡鳳凰花蔭婆娑的大樹下,他從托爾斯泰談到安東.契訶夫,不可抑止。我們幾位學生乾脆慫恿他來演契訶夫,別理會什麼莎翁了。

帶著幾分酒意和興奮,他拍著藤椅手把說:「好吧!就這麼決定了……」

我青少時期的戲劇人生,便這樣開始:先演《櫻桃園》,再演《三姊妹》。這也促成了畢業後繼續學習戲劇的動力。便是這樣,我負笈北上,來到文大藝術研究所,受教於姚一葦老師。除了研修他的美學論述理論書籍外,也接觸了他的劇本創作。一葦先生,當年最是廣為流傳的劇本,當然是《紅鼻子》了。往後歲月,讀過多次這劇本,心中的疑惑沒來得及在老師生前詢問他;待先生過世後,仍是心中的關切:為何寓言的戲劇情境這樣鋪陳呢?一個在平凡中顯得落拓不羈的男子,戴上紅鼻子,變身小丑後,便轉而有了神性;神性,是操控一切力量的來源嗎?

繼續追問下去,問題轉化為:這樣的神性,顯得僅僅在人的欲望領域中打轉,從而只能以人在競逐環境中的假想,去設定神的存在。相反地,這神沒有太高超的能量,只以犧牲帶給受遭殃的眾生快樂。這位「神」的哲學,比較接近宗教或人道精神的普世信仰;卻也不接近將生命的救贖視作一切的根源,即便以自身的死亡,換取受壓迫者,於暗黑中點燃生存之火光,也再所不惜。若是這樣的「神」,其神性,則更多是革命者了,不是嗎?

這些年回想,《紅鼻子》是一部這樣的戲劇作品。像似也逼著我們去問,為什麼這人躲在一片紅暈下,而有了神性?又為什麼隱藏在討人歡笑的小丑面具後,突而具備各種創造救人於頹危的神力呢?其實,說穿了,他不再自我矮化為社會中沒去過美國、沒喝過洋墨水、沒見著陽光與自己等高而抬頭挺胸的成功人物。因為,他是平凡的弱者,當他看見自己,在一個突而被封禁的環境中,一個隔絕的世界中,面對自身平凡而安然地存在時,所有的惶惑、恐懼與未知,都被自身的微弱克服了。因為,找到真實的自己;面對了弱者的自己。即便到最後一刻,仍不惜犧牲自己溺斃的危殆,去拯救溺水的他人。這時,他帶著《紅鼻子》的面具;他在神性中,眷顧著他者。有了童話故事般的「快樂」。

這樣的戲劇人物,活在一種作為生活提示的寓言中。平凡的人,因此,有了超凡的德性。這德行,其實勝過神性。這是《紅鼻子》所鋪陳的想像世界;帶著某種諷諭的象徵,勝過對於現實的說服力。在其他很多部劇作中,都或多或少帶有這樣的性質。這樣具備著普世性,卻根本掩藏著任何激進意味的人道主義,曾幾何時,在一位年少時曾經於廈門參與學生運動,又曾因莫須有罪名被送往綠島的戲劇人身上,悄悄地注入了不露痕跡的烙痕?

只能說,這是很關鍵的一個提問。畢竟,任何方式的人道主義,訴說了一位劇作家,內在對於世界改造的渴望。只不過,這渴望在怎樣的時刻,怎樣的環境下,會有怎樣的表現?我們只是追問著。在跟著劇作家創作的歲月,行走著,我們發問。先是一片沉寂,天地皆默然;而後,漸漸有了突破大沉默包圍的微弱的聲音。即便微弱,卻清晰而有脈絡,訴說著劇作家如何涉渡荒蕪而壓抑的一九六○ 年代;那些封禁而困頓的歲月,大屠殺事件剛在馬場町發生過後不久……。噤聲成為一種必然。

寫在姚老師百歲紀念的書頁上,作為深刻的緬懷與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