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30日下了一場延綿的雨，時間波紋一樣，暗黑而帶有銀閃閃的光芒。那雨沒有始沒有終，我心裡沒有憂傷。

我成長於香港的黃金時代，社會的高壓，最多只是長著熨斗一樣平庸的一張臉，把我反應遲鈍的中學生涯，在一種溫熱裡順滑無痕地熨得妥貼平伏。那時，我是那種不思反抗的學生，不思反抗或者並非因為沒有痛感，而是因為缺乏想像力。有一天，我來到學校門前，突然只想反身往回走，但除了徘徊在附近屋苑和快餐店無盡的欄杆之間，我其實哪裡也沒有到達。

1997年那場雨如今看起來，或者確是一道灰濛濛的界線。在那以後我便進入大學，第一次接觸到余華、殘雪這些八○年代在大陸冒起的先鋒派作家。文革的創傷剩餘遇上了剛剛被發現的卡夫卡馬奎斯。彼時的內地作家，借給我一種充滿了暴力刻痕的幻視力，像利刃一樣割開蒙在我臉上那塊瑪格利特畫中的柔軟布帛。因為彼處的裂縫，我看到了在這個城市裡出逃的可能性。

事實上，在2014年雨傘運動和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期間，在大學昏天暗地的活動室、被人群占據的馬路和添馬公園草地上，我常常挑選的讀書會文本，仍是余華的〈一九八六年〉。那些因為春天裡的瓊瑤小說和雀巢咖啡而心滿意足的人們，再也看不到從文革復歸的瘋子。在文革中受過折磨的歷史老師沒有傷痕文學裡那種悲傷悔恨，倒是喜滋滋地把歷代酷刑施加到自己身上。暴力的誘惑從未離去，鮮血噴湧的表演者一直與我們同在。然而，在好長一段時間裡，我們確實就像1986年的觀眾，以為文革式的瘋狂是一段已經過去了的歷史。事實上，余華自己的小說裡也再沒有瘋子出沒。雙眼睜開來，噩夢已經過去。只要把種種劫難算進自然史，活著的人便可以同世界和解。然而，2019年、2020年，隱喻如今只能被讀成現實，瘋子轉眼又已經迫近眼前。

中國先鋒派是我碩士時選的研究題目，念博士班後，我卻放棄了繼續尋索中國現代文學的路徑，走入香港文學的歧路。據說，在中國內地，香港文學屬於三流的研究領域。然而，九七前後，大陸學者卻寫出了一本又一本的香港文學史，一窩蜂急於在文學論述裡收編香港。不久以前，在香港大學舉辦的一個香港文學研討會上，居然有人打著「華語語系」的旗幟，把背後有著龐大國家資源支持的「新南來作家」，概念偷換稱之為邊緣中的邊緣。也有與會者批評說，香港作品目光狹隘，只關心此城此地，看不到一個更大的中國。沈雙說得好：香港文學沒有著眼於「中國」，因為它的視野早已超越了國家，把自己看成世界公民的一員。

2013年，我應陳國球與陳智德之邀，加入編選《香港文學大系》第一輯。這個仍在進行中的龐大計畫，有著為香港文學寫史的在地野心。但由「香港」這個被大國割讓出去的剩餘，歷史所殘留的渣滓出發，故事便注定有另一種說法。陳國球的警語：對於想要自圓其說的宏大敘事，香港文學是那截無關重要，卻足可致命的「盲腸」。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黃子平，從香港文學的碎片，擬想出來的則是一種三維的歷史空間，有著無盡的出口與入口。無大台、去中心，這種文學史的狂想，和後來如水的社會運動，竟有某種暗合的質性。

2005年，香港藝術中心籌辦了「i-City Festival」。i-City由西西的《我城》派生出來，潘國靈和我被邀請重寫小說，由它演化出來的還有一系列動畫和戲劇，最後輯成了一部《i-城志》存證。要由一座紙上城市虛擬出一個能夠暫時寄存的時空，因為香港還未來及得存在，被消失的恐懼便壓頂而來。只是，當時香港人的抵抗仍有著一種烏托邦式的狂歡姿態，就像2003年以後每年的七一遊行，示威民眾與國慶隊伍逆向而行，臉上畫灰頭上插刀，打著鼓派對一樣快樂抗爭。2012年，香港被Lonely Planet評選為十大旅遊聖地，彼時來港的旅客在遊行人群中嗅到是文藝風，而不是催淚煙。

2006年，因為鄧小樺的提議，我們註冊了一家水煮魚文化有限公司，由藝發局資助出版了文學雜誌《字花》。那一年，我和韓麗珠開始在《字花》連載的《雙城辭典》大概也受到大遊行狂歡氣息的感染──雖然警察的干預逐年增加，在突如其來的封鎖線前，我們常常被困在停滯不前、悶熱汗濕的人群中──當我們談到如何交換頭顱，用什麼清潔劑進行「洗腦」時，仍能笑個不停。2007年，《字花》不是辦了一個「皇后碼頭書店企畫」？自己做得了主似的，在當時尚未清拆的碼頭，我們談論如何設計一家書店，還請來貨真價實的建築師畫了圖則。那一夜，我們究竟是如何爬進照片裡，站到了碼頭的石屎頂蓋上？

但我還是沉積了許多陰鬱，電視新聞一開播，眼淚便禁不住落下來。報紙上的新聞讀過後，把之寫成像是小說的東西，印在暗色的紙上，獨自帶到荒涼充滿鐵鏽氣味的工廠大廈，鋪滿在地板上，一頁頁用雙面膠紙貼成書。城市愈是在強化一種必須加速向前的氛圍（領匯上市、鐵路大橋無止盡地建起來），我便愈是感到日子月事般周而復始，生理期式地輪迴。那幾本手造書《月事》當時都送給了哪些人？家用打印機碳粉印成的字詞，如今是否已經無法卒讀？2010年，《字花》不獲藝發局資助，〈六月・屠殺〉白底黑字被印在圍巾上，做為籌款的贈品送了出去。昨日幽靈如今披在肩上，是否還能有著絲質的輕盈？

2019年，我終於給一個寫了太久的長篇小說畫上句號。在這之前，香港時局的變化，一再修改著我筆下的城市和人物的命運。以一副近視眼緊盯當下現實的小說，想是不健康的。事件難道不是必須在一種距離裡，才能成為我們稱之為文學的東西？然而，如果所謂的事件，其實並不是發生在外面，而是在我們的內裡？2019年的到來，好像給這個小說吹進了尚欠的一口氣。2019年，人們喜歡到處「發夢」，在那些沒有預期的街道，夢中場景似地，陌生的人臉上竟乍現某個錯失了的自己。未來在一場延綿的雨裡，歷史卻在某個明辨的當下，突然向我們敞開。

◎謝曉虹。著有《好黑》、《雙城辭典》（與韓麗珠合著）等，編有《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小說卷一》。《字花》雜誌發起人之一。現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