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追憶開始——香港文學的換氣運動

2020-07-01
作家
關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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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攝影

上:瑣憶

1997年,很難專注地看電視機上煙火從青馬大橋灑下、五星紅旗從典禮台升起的畫面。我那時正在迷金庸的小說,心神總是馳往段譽王語嫣虛竹慕容復那裡。小情仇,大家國。

然後是暴雨,據說,一個時代終結了,剛升上中學的我,像小說中那些書呆子那樣遲鈍,動容了那麼幾分鐘。

中學幾乎都在嬉鬧、青春期的沉默和考試壓力的交替中度過。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的早晨,回校與平日的好友相對無言,安穩了十幾年的我,才第一次意識到一種世界範圍的恐怖──不單純是爆炸灰飛的直播,也包括令每個人茫然失措的餘波。兩年後SARS,戴著口罩面對高考,中國文學卷的作品理解賞析題,出了《打錯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劉以鬯,之後便買了「三聯文庫」的《多雲有雨》。至於作文題,出了「洋紫荊的聯想」,但我沒有選。

五十萬人在7月1日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我窩在新界鄉郊的家裡,等待漫長暑假之後進大學。我一向是個聽話的學生,也擅長作文,但寫過的,大部分都忘記了,只記得當時的虛榮感。有一篇是為了中學文集徵集而寫的,寫自己夢中穿越到楚國,救不回投江的屈原,還一起被濁浪沖走。

在進中文系之前,我幾乎沒有香港文學這個概念,只知道課本上收錄的是不同作家的作品,當然,我也知道少有地收進去的那個香港作家叫西西,但那時的我並不喜歡那篇〈店鋪〉,還未被「灰塵也值得細心觀看」這句話打動,我更喜歡聞一多〈也許〉、卞之琳〈白螺殼〉(「孔眼裡不留纖塵」!)。

在進大學之前,我沒聽說過已停刊的《素葉文學》、《呼吸詩刊》,不知道有一本叫《秋螢》的詩刊復活了,不知道《文學世紀》在艱苦經營。我在各個文學課逐一認識了崑南、黃碧雲、飲江、《我城》、《剪紙》等名字。我在讀范柳原淺水灣酒店的牆下危言,同時翻開鍾曉陽《槁木死灰集》和剛出版的謝曉虹《好黑》,我在旺角文星買了《北島詩歌集》,紫羅蘭買了王良和《尚未誕生》。《尚》的出版社是東岸書店,在我進大學前就結束了,它的風光與傷感,我很後來才聽到。後來,人大釋法,沒有雙普選。

 

下:換氣

皇后碼頭拆,菜園村拆,保育運動連帶本土意識的反撲,隱約牽起生活的波瀾,通過文學,例如《字花》。我把這本在我大學畢業時創刊的文學雜誌當作投稿園地,也當作刺激文學想像的養分或燃料,記得畢業那年一個關心社會運動的同學罵我,你讀中文讀文學是為了什麼?我的遲鈍與抽離激怒了他,我愕然,然後慢慢地明白,帶著彷彿醒過來的姿態,通過一個鮮活的本地文學場域,閱讀不安而銳利的文字,比如鍾國強、廖偉棠、游靜、陳滅、李智良、韓麗珠的作品。但現實生活始終愈來愈困頓,在高等教育的夾縫打滾數年,開始迷失,文學於我,有時終究是逃避而多於召喚。

我逃到上海去。那年反對國民教育轟轟烈烈,但我去中國大陸,讀四年博士。或者是為了確認我是局外人,我必須真正走到局外。翌年,也斯病逝,我後悔跟他在嶺南大學共事的一年如此靦腆,竟沒有多找他聊天,我明明感激他對我的鼓勵,常翻他的《書與城市》,喜歡他的蓮葉詩。他留給我們的是觀看事物的專注而開放的態度,和對游移的堅持。文學是用以拓開空間的。

朋友送我一些《呼吸詩刊》,在1996到1999年之間出版了六期,創辦者之一的陳智德說只不過想呼吸,而「有生命就有呼吸」。面對商業社會的高壓和政局陰影,香港的文學不是在努力呼吸嗎?把僵滯的空氣換成流動的,把冷硬的換成溫熱的,必須繼續換氣,讓心肺擴張,泅泳於水位不斷上升的維港。我在上海換不了氣的時候就翻牆,接入香港的一點空氣。在臉書上,我看到一些比我年輕的詩人,他們早就開始投稿發表,但在臉書更活躍,貼詩互評討論,好像洪慧、阮文略、陳康濤、梁匡哲,都在探索自己的風格,他們高度自覺,尤其自覺於語調字句曲折跳躍的可能,以及更微妙啟示、更深廣視野的鍛鍊,顯示了吸收各種文學養分、打破陳套、創造更多空間的志氣、銳氣。我也好像被催迫,寫得更勤快。

2016回港的時候,經過雨傘運動、魚蛋革命,空氣裡多了一分躁動不甘,但同時又更凝重。等待也好,醞釀也好,香港的寫作人還是不斷催迫著自己,以創作換氣,也以回顧、爬梳、整理論述換氣。回來那年,《香港文學大系》12卷已經陸續出版了,架構和精神,都參照近百年前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跨度是1919至1949的三十年,從上游探繪香港文學在小說、散文、新詩、評論以至兒童文學、通俗文學和舊體文學的面貌。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風景,香港的故事需要跨時代的述說來續航,翻到新詩卷中被政權遞解出境的彭耀芬所寫的「我有一根松針/在維多利亞的山腰摘下/它刺激你的心 你的細胞」〈寄遠〉很難不有所感應,讀到通俗文學卷高雄用「三及第」寫的〈經紀日記〉也無法不聯想起香港的身世,語言上的混雜,和做為投機城市的過渡性。

在編選中,回顧者也在前進。《年代小說.記住香港》和《字花十年選》四冊以不同方法記住香港的文學與社會,如果說前者有意讓文學擔當說故事人,後者則呈現了2006年創刊以來《字花》做為重要文學場域的連結與能量,以及其中反照的,香港文學在回歸後的風格拓撲,不論是介入或沉潛的聲音,都是一種緊密的連續體。

這幾年,董啟章、韓麗珠繼續有新作面世,是眾多讀者想像力的食糧與支撐,還有年過70的鍾玲玲重寫《玫瑰念珠》的無名書、蔡炎培《偶有佳作》,西西的小說長篇新作也據說在準備中。中堅的淮遠、張婉雯、廖偉棠、鍾國強有兩本或以上結集出版,後一代的呂永佳、麥樹堅、鄭政恆、可洛、黃怡、梁莉姿、曾繁裕、陳苑珊、林三維仍然堅持在圍城鐫刻今昔下的百感或未來的預/寓言。雄仔叔叔《你還有沒有寫詩》、璇筠《自由之夏》、廖偉棠《櫻桃與金剛》、洪慧《借火》、阮文略《赤地藍圖》這些詩集,現在回看,真的猶如抗爭再起的先聲,或許也是絕望隨後淹至的防禦,它們多少吸了雨傘運動的艱難盼望的意氣,而再度煥發為異日翹首於低壓的力氣。

很多的第一本書,在改變香港文學的地圖,小說有余婉蘭《無一不野獸》、劉綺華《失語》、葉曉文《隱山之人》、呂少龍《人體雕塑》,詩集有洪曉嫻《浮蕊盪蔻》、曾淦賢《苦集滅道》、羅樂敏《而又彷彿》、曾詠聰《戒和同修》,他們在第一本書展示的野心和匠心值得細讀,下一本書也值得拭目以待,而英語詩人黃裕邦《天裂》的中譯,以及周漢輝相隔九年才出版的第二本詩集《光隱於塵》,同樣是近年少有的獨特聲音。洪昊賢、沐羽、李嘉儀、黃潤宇、向宇鵬、陳韻紅等年輕作家並未結集,但持續的寫作已展露出風格的成形。

在反送中席捲的憤怒與顫慄之中,創作的新手,一一被拋到風高浪急處或暗湧邊緣,敲擊字詞,敘述失落,在逆彌、驚雷的詩中,在陳諾諺、鳥人、盧卓倫的小說裡,回應時勢的衝動、無力感、對自我的質疑與對未來的排拒混雜在一起,而透露著一種對命運及其負荷有所覺醒的悲情。我慶幸加入了《字花》,見證著這些,我在回顧新手作品時也說過,悲情不是停滯,而是艱難探路、撥霧前行,當寫作首先便是掙扎,再次投入新的迫切時,便有望激起更深的回音。

文學本來就是找路的,面對壓迫,找更闊的路、別的路徑,或單純是,照明、喘息的空間。我們很容易在無力下自嘲:未來都不知道有沒有香港,還講香港?不但要講,還要用文學講,未來沒有,那就讓現在更有。

 


 

關天林,《字花》總編輯,寫詩、評論。著有詩集《本體夜涼如水》、《空氣辛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