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影集《魷魚遊戲》風靡全球。影集描述456個人共同玩了一系列的闖關遊戲，遊戲規則很簡單，在關卡中被淘汰的人就必須死，死的人越多，倖存的人能分到的獎金就越高。簡單的遊戲設計讓參賽者終被欲望滅頂，人性泯滅。至於參賽者加入賽局的原因，有的人是因為負債，有的人是生病，也有的人因為又老又病，被家人遺棄而無處可歸，拿生命當作最後的籌碼，是因為他們早已活在地獄裡。

不過，「魷魚遊戲」終究是戲，戲裡每個人擁有的都是劇本裡設定的虛擬人生。然而真實的人生有時遠比魷魚遊戲殘酷，讀了《零下六十八度》裡陳以文的故事，深刻體認到世界上真的有沒得選擇、只求活下去的時候。

說到日治末期台灣人的島外移動，多是往南到南洋，或是往北去滿洲，陳以文就是北進人潮中的一個。出生於1927年的陳以文，讀的是宜蘭小學校，在那樣的年代成長，不難想像他有個日本名「景山雅文」。1944年，以文棄醫從軍，背著家人報考「陸軍特別幹部候補生試驗」，前往日本青森接受軍事訓練，結訓後被派往滿洲。以文抵達滿洲時已是1945年5月，沒多久，他們便在那裡迎來戰爭結束的消息。

高唱「五族協和」的滿洲國沒有殖民地的差別待遇，曾經是不少台灣人寄託理想與夢想的「王道樂土」，目前已有許雪姬等學者對曾赴滿洲的台灣人做成口述歷史，拜學者的勤奮不懈所賜，過去我們已經了解了那些前往滿洲國的人們，有的人去滿洲國是為了求學，也有的人行醫、從政、行商，口述歷史還告訴我們戰爭結束之後，他們的遭遇與心境變化。

但相較於滿洲台灣人種種，對於被送往西伯利亞的人的一切，礙於地理空間的阻隔，以及史料有限，我們知所知微乎其微。《零下六十八度》作者陳力航是陳以文的孫子，透過第一手的口訪資料，我們得以看到了這批人被送往西伯利亞的移動路線及生活實況。

在日本投降後成為戰俘的以文等人，起初仍期待著很快能被送回日本，同僚喊出「看得到日本海了」，更是為他們燃起一絲希望！但很快地他們就發現那不是日本海，而是更北的貝加爾湖，最後他們到了泰舍特，位於貝加爾湖西北方六百里之地。

根據以文的說法，泰舍特最冷可以到零下68度，零下20度到40度之間的低溫下，香蕉就能凍如鐵鎚來敲打釘子，零下68度更是讓人難以想像。以文在這裡度過的三個冬天中，最冷的時候來到零下44度，不知道何時能回家，天寒地凍加上心寒，是零下44度還是零下68度，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差別了。泰舍特將眾人所懷的返鄉之雀躍心情硬生生拗斷，他們體會到這世上原來還有比北更北、比冷更冷的地方，沮喪到無以復加。

1948年底，陳以文終於得以回到溫暖的家鄉宜蘭，在地方上開設藥房，並持續與當年共赴西伯利亞的同袍保持聯繫，直到2012年初離開人世為止。回到歷史的角度來看，陳以文的經驗可說是揭開了過去不為人知的歷史，填補了台灣史上有關西伯利亞的台灣人戰俘生活的這一塊空白，光是這一點，《零下六十八度》這本書就具有高度的價值。

這本書還有一個地方十分吸引我，那就是戰俘們面對死亡威脅時的反應。或許有人認為，戰俘與監視者是對立的兩端，他們之間存在高低序列，然而以文的回憶告訴我們並非如此。在泰舍特，戰俘日復一日地伐木、除雪、鋪鐵路，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勞動，偏偏在極度寒冷的環境中從事重度勞動，卻面臨食材嚴重不足的問題，除了他們必須生吃馬鈴薯、偷藏小麥，或私下與住民以物易物之外，有一次，監視他們的蘇聯兵竟與日軍中隊長商量，派以文去倉庫偷馬鈴薯來吃。另一方面，分主食黑麵包時，如果切得不平均，即使同為戰俘，也有可能引起衝突，不得不用尺來測量，精準切分。在生存面前，有時候敵我是無法區分。

甚至有一次，有戰俘帶回路上的狗屍，雖說食用狗屍是有危險性的，但大家為了活下去，顧不得這麼多了，他們將狗屍煮來吃，連狗的睪丸都像火腿一樣切片，再放入壁爐裡烤熟吃，所幸沒有異狀。看到天婦羅、紅豆湯、味噌湯這些家常料理名列戰俘們最想吃的食物，我的心中不禁湧起一陣酸苦。

打開《零下六十八度》，寒氣直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