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除了是考試的需要，也是生命開展的基本能力。當讀者的閱讀能力愈來愈薄弱時，不僅會讓書籍失去原有的價值，更可能會因此失去改變自我和認識世界的機會。當「閱讀」開始突破過去的認知，從出版內容、閱讀環境、文本形式、整體教育等面向開始同時發生改變時，未來的閱讀模式將會呈現什麼樣的面貌？本次活動由身為閱讀教育推動者的黃國珍，邀集出版、教育、學術領域的三位代表，以網路遠距的方式一同探討台灣「閱讀」的改變。

★2020年，從「閱讀」到「閱聽」

當疫情開始全面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便是台灣「閱讀」真正產生變革的開端。胡金倫指出，紙本書的「體驗」和電子書的「便利」往往是大眾在選擇書籍載具的關鍵，除了二十年前亞馬遜（Amazon）率先推出的「電子書」，近年以聽覺傳遞資訊的「有聲書」也逐漸受到重視。從Facebook的社群互動、Youtube的影音交流再到Clubhouse的即時音訊，社群平台的蓬勃發展讓「閱讀」儼然成為了一種「閱聽」──雖然形式與感官上與以往的模式有所差異，但學習過程「接收訊息、形成理解、進行思考」的本質並沒有產生太大的改變。

「從讀到聽，我覺得其中有一個進程。」胡金倫以出版業的角度觀察課堂，學校老師將既有的視覺內容轉化為聲音上的教學，學生接收、理解後再回頭閱讀紙本資源或自己的筆記，這種「視覺──聽覺──視覺」的學習過程有著明確的階段性。科技的革新除了讓學習行為產生改變，同時也促使數位平台進入教學端的位置。黃國珍補充，過去在教學現場中擔任「知識傳播者」角色的大多是老師與家長，現在加入了性質全然相異的數位平台，讓教學端從「個人」轉為「系統」，這種學習模式也是當代社會應該關注的重點。

★閱讀最大的殺手不是別人，正是「學校」

蔡淇華以自己就讀研究所的經驗為例，當時他看到許多同學以「寫論文」為理由而「不閱讀」，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當教師們為了「調薪」而大量就讀研究所，養成「不讀書」的習慣後回到教學現場，除了導致知識的破碎化與功利化，更讓應該是「閱讀推手」的角色變成了「閱讀殺手」。蔡淇華憤怒地點出導致台灣閱讀教育問題的癥結點：老師「不閱讀」的現象是台灣推動閱讀教育最大的問題──畢竟，如果老師的閱讀範疇都侷限於課本之中，在教學環境的互動與格局會相對地被限縮。

位處教育最前緣的蔡淇華說，我們閱讀一本書往往都是源自於一個「契機」。當課堂中以「說書」的方式介紹書籍時，許多同學在課後會主動去借閱，正巧映證了閱讀教育中「引導者」的重要性。「我曾經問學生『為什麼不讀書』，他們回答最多的是『課內書讀不完』。」蔡淇華說，如果學生借閱圖書館的課外書，有很多老師和家長會阻止，那這就是台灣閱讀教育的一大問題。「平心而論，我認為這不是老師單一身分的問題，而是整個台灣社會的大人都不太閱讀。」黃國珍補充，許多人也並非「不愛閱讀」，而是受到工作環境或其他外在因素的限制。

★當沉浸式體驗取代視覺閱讀

從科學的角度來切入近年的閱讀現象，廖冠智認為在功能、行為與架構三方面可以觀察到現在與過去有巨大的差異。隨著科技的發展，數位環境的「濾化效應」讓我們在面對螢幕時，必須費神在知識以外的狀況，而社群媒體也讓訊息的數量增加，但品質上卻反而下降。觀察高等教育的現場，廖冠智指出許多大學教授對資訊的更新不敏感，導致課堂的閱讀範疇都停留在教科書上。雖然重整資訊的詮釋曠日廢時，但若從教學現場開始努力，教師其實可以在閱讀上擔任稱職的「引導者」，全面地帶領學生進入閱讀的世界。

廖冠智指出，「閱讀」的目的是擷取訊息，包含語意、句子、圖像等構面的知識。相較於過去閱讀紙本書的「狹義閱讀」，現今以系統性的數位媒介吸收外界資訊的「廣義閱讀」使得沉浸式的體驗逐漸取代單一感官、視覺上的閱讀行為。

提及近年數位工具被「妖魔化」的現象，廖冠智認為這是有意義的。歐盟在2018年發表「史塔萬格宣言」（Stavanger Declaration），建議學校教育在數位工具外，還是要保有紙本媒體做為教學工具──畢竟，數位工具雖然能加速閱聽人掌握資訊的速度，但這並不代表理解內容。雖然目前還沒有「數位工具適合何種型態閱讀」的相關研究，但無可否認的是「紙本媒體」可以強化組織理解能力，而「數位工具」對訊息掌握的速度上也有其價值。

★電子書與紙本書對應不同市場需求

胡金倫分享出版界時常說的玩笑：不讀書的人，書的定價再便宜都不會買。套用在數位閱讀上，不讀書的人並不會因為新的閱讀形式而改變自己。從2020年開始，胡金倫發現疫情對出版市場產生了劇烈的影響：台灣讀者「突然轉換了閱讀口味」，投資理財領域書籍的銷量非常明顯地增加；而黃國珍也以自己的兒子為例，才六年級竟已經讀完《槍炮、病菌與鋼鐵》並向他問問題。在疫情與國際關係緊張的現今，可以看出大環境確實會影響大眾閱讀的取向。

胡金倫說，《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本書僅僅在去年便再版銷售了一萬本，而電子書也有一萬本的下載量──由此來觀察，電子書的金額不一定會影響紙本。就時報出版將紙本與電子劃分為不同部門的情況而言，胡金倫表示兩者的銷售都表現很好，唯獨在「文學小說」類的電子書銷量較低，這可能是因為文學類讀者比較重視「閱讀的質感」。在剛開始面對數位出版時，胡金倫也曾擔心電子書會影響紙本書的銷量，但後來察覺兩者的生產流程雖然都是過去的編輯模式，但在市場上卻各自符合不同閱讀者的需求。

日前Youtuber「老高與小茉」介紹尼采的哲學觀點引發論爭，連帶地讓尼采的相關書籍銷售得很好。KOL與網紅透過「聽」讓大眾進一步「購書閱讀」，胡金倫對於這類網路上的閱讀模式樂觀其成。雖然閱讀在載具上有了重大的改變，但不能忽略社群媒體的經營。在擁有一支手機就可以直播的現今，胡金倫認為數位媒體的確改變了閱讀的形態。

★教育現場的決策與閱讀現況

呼應前面討論的觀點，蔡淇華也認同這兩年的閱讀產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從去年開始，他選擇不再閱讀紙本報紙，而是透過電子郵件訂閱報導者、天下、關鍵評論網等網路媒體來吸收新知；而在收聽Podcast的經驗裡，他也發現許多線上節目在「推薦書」。透過這種互動模式，蔡淇華認為兩者閱讀模式並不是「零和遊戲」，而可能達到「雙贏」的局面。

圖書館面對電子書最大的問題，在於公播版的電子書非常貴，一本甚至高達兩千元。蔡淇華以大學圖書館為例，若與花費在期刊與電子書庫的經費相較，紙本書反而顯得更便宜；而以高中圖書館主任的立場來進行預算上的分析，大量購買電子書會使得進書的速度減緩，這也增加了決策的難度。

從功能性來看，蔡淇華提出了「潘柏霖現象」來探討：雖然在網路上已經可以搜尋到三分之二本的內容，但他的詩集現在還是穩居博客來的排行榜第一名。台灣現在閱讀上有著非常強烈的「功能性」，如果瞭解閱讀市場的需求，寫作者便可以精準預測銷量。

觀察教育現場，蔡淇華指出學生其實是「大量在閱讀」的，包含網路小說與圖書館的言情小說──賀爾蒙也會影響閱讀題材的選擇，此時的書籍便成為一個出口，代替學生找到想像中的愛情。蔡淇華認為不用對「閱讀市場」過度擔心，閱讀會一直存在，生命會尋找到自己的出路。

★台灣閱讀的「去中心化」現象

就黃國珍的觀察，台灣在當代的閱讀模式產生了「去中心化」的現象，包含網路取代了課堂的Online-merge-offline（線上與線下融合）趨勢、從聽到讀的感官轉換、書評與副刊推薦書籍到人人都可以是直播主等，當代社會環境讓「閱讀」擁有了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條件。

廖冠智也認同閱讀出現了「去中心化」的現象，他指出大家常說「書是啟蒙的工具、抗爭的子彈」、「透過閱讀可以通向自由」，可以發現社會對於書籍「存在性」的重視。從現象學來論，數位世界的知識可以透過相同的載具來傳播；而實體書的內容則必須依憑著載具才能存在──這種「載具與內容合一」的性質讓我們在閱讀時，產生一種「安定感」。

雖然社群思維可以視為某種程度的去中心化，但廖冠智提醒「還是要透過中心的介紹者才能有傳播的力道」，比如出版社網站、社群網紅等。因此，若要透過數位工具引起大眾對書籍的好奇，必須根據社會環境與網路社群的訊息分享來進行判斷。

廖冠智認為，這種「去中心化」的現象在未來的書籍市場會越來越明顯，而許多作者還會依照讀者喜好去「製造內容」。不過他也認為，這種「點對點」的閱讀傳播模式可能會造成錯誤資訊的傳遞。當訊息傳遞方便、讀者身兼作者角色時，大眾在分享資訊時會剪裁、去脈絡化地再創作；而如果從片面的訊息建立認知，可能會造成邏輯性的缺乏，這時「閱讀能力」就有提升的必要性。

★網路世代，人人都可以是作家

當被問及出版品「分類方式」與「出版途徑」的改變，胡金倫指出現在的書籍雖然還是會按照以往的分類，但精明的出版者會在平台建檔時，把書籍類型分為不只一類，比如可能一本書屬於「文學小說」同時屬於「心靈勵志」，這種斜槓、跨域的形態目的是為了觸及更多讀者。在出版途徑上，現在出版書籍也不一定要經過出版社的門檻限制，只要申請國家圖書館的ISBN碼便能上架流通。「在這個年頭，人人都可以是作家。」胡金倫說，以往體制內外的互動模式在現今，很明顯地被改變了──有許多出書的模式是從網路社群獲得聲量後再進行出版，和以前透過文學獎、副刊雜誌累積資本的模式，產生非常大的顛覆。

黃國珍補充，在出版需要經過「過關斬將」的選秀過程中，如今擔任裁判的已經不是專家學者，而是直接透過普遍大眾來檢驗，在議題取向的廣度更大。「你會覺得應該要積極，但沒想到厭世的內容是大家所期待的。」黃國珍認為，這些從負能量中獲得更多的正能量的模式，或是在網路社群中流行的搞笑風格，都一再地顛覆出版市場原本中心化的想法。

在這個「標題殺人」的時代，很多書籍沒有商業手法的操作，便很快就會被淘汰。蔡淇華認為，雖然台灣有許多讀者處在「文盲以上，菁英未滿」的狀態，但出版業卻並未因此而偏廢某些類型的書籍，他以「台灣出版這些書還賣得動」為榮──雖然出版市場有「庸俗化」的傾向，但從教育第一線進行觀察，他認為這個島嶼的文化底蘊還是存在。

★教育體制的結構性問題：考試與教學制度

相較於出版生態，當代的教育是否能有效地培養對思考的態度與能力？談到學校閱讀寫作的框架，蔡淇華從升學制度入手。相較於其他國家，他認為台灣的學生被「延後長大」，而教育政策的執行方也時常「把個例當通案」或「把短程當成長程」，近年開始模仿國外作文「重視觀點與思辨」的批改模式便是一個案例。蔡淇華認為，如果現在審視全國作文的範文作品，會發現幾乎都是「失敗之作」，台灣的作文教育完全沒有跟上世界潮流。

第二點值得探討的是，國外的「散文」其實是「雜文」，並不是一種正式的文類，就連諾貝爾文學獎至今只有三位是單靠散文而得獎。「台灣是少數將散文當美文在教的。」他以某次看到一篇推砌文字的文章為例，發現是當年教師組的作文冠軍，感到失望。如果教師本身的作文基礎是有問題的，用這種美學規範去進行寫作教學，其實會讓學生在接觸寫作時，產生錯誤的基本概念。

另外，課堂中很常會告訴學生記敘文、議論文、抒情文等分類，但現在的文章幾乎都是「夾議、夾敘、帶抒情」的。蔡淇華認為「台灣是沒有寫作教育的」，若與麻省理工學院或哈佛大學重視故事、事實、實證、比喻的寫作面向來比較，這種「表達專業與立場之餘，要讓一般人看得懂」或「你思故我在」的境界，在台灣「不求溝通」的寫作與閱讀教育上是無法達成。因為體制的問題，台灣的寫作閱讀教育產生許多亂象，這是結構性的大問題。

★閱讀與寫作的交響，知識與智慧的轉換

黃國珍主張「閱讀」和「寫作」是一體的兩面，而寫作最大的影響則來自於閱讀。從台灣學生在國際PISA的排名來觀察，他認為台灣的學生並非「不善於閱讀」，而是缺少「思考」的部分。在教學現場如何培養思考的能力，而「閱讀」又要如何回應「思考」的需要，這似乎是知識傳播的過程中無可避免的事。

蔡淇華分享自己學校的經驗，許多教師只會遵循課綱和教師手冊而不會執行「閱讀引導」，這種「考試主導教學」的模式讓課堂成為一種學習「標準答案」的過程，蔡淇華甚至跟自己的女兒說「這種題目，妳全錯才是我的驕傲」。畢竟，當孩子從小被塞給一個標準答案時，要能夠獨立思辨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新加坡三年前的教育改革和牛津大學合作，現在的「語言」與「社會」兩個科目已經沒有選擇題出現，而是著重在「觀察現象並從中提出新的觀點」。蔡淇華以聯考題目對照現在的大考題型，認為具有創造性的「提案作文」較能提升學生思辨能力；而相較於德國與美國學生6.5與6個小時的「留校時間」，台灣的國中小學生必須留在學校9.5個小時，在學校中學習的時間是全世界最久的。除了校內課堂，許多學生還有課後的補習，同時又必須準備隔天的考試，這使得自主學習的時間被嚴重壓縮。

「閱讀，最重要的是將系統性的資訊，應用到生活上。」蔡淇華認為，知識必須要跟自我聯結才能成為智慧。在他去德國學校觀摩時，每堂課都有非常多的同學舉手發問互動，很多課程的性質也是討論課，德國教育中「形成觀點」的教學方法也可以作為台灣的借鑑。黃國珍補充，現在的教育缺乏訓練學生「有觀點的閱讀」，都是讓學生去學習別人既有的觀點，而不是形成自己的觀點。閱讀若要和未來接軌，這是必須面對的問題。

★從線性到多路徑，新科技的誕生

黃國珍提及，自己在新聞上看到馬思克（Elon Musk）投資的公司Neuralink，宣告2045年要推出BCI（腦機接口技術）──透過晶片的嫁接，人腦就如同電腦，連結數位平台進而接收到海量的資訊。當資訊的取得成為這種新樣態，「閱讀」還是我們原來想像的樣子嗎？擔任清大學習科學與科技所所長的廖冠智提醒，BCI的腦機介面如果運用在商業性的消費市場上，會產生許多的隱私問題。雖然現在並沒有透過程式灌輸到腦內的技術，但廖冠智認為我們還是可以透過類似的方式，比如運用AR（擴增實境）或VR（虛擬實境）來進行跳傘運動，達到數位與身體結合的體驗。

閱讀在現在與過去最大的改變，在於「觸及的方式」。從功能跟結構上來觀察，閱讀已經從紙本文字圖像上的「視覺」變成廣義氣氛或情感上的「體驗」。如果未來加上了BCI的技術，會更加拓寬「閱讀」的廣度，尤其它能隨時根據讀者心理狀態來改變，進而影響生理訊號的展演模式；此外還能隨時根據反應給予需要的感受，滿足讀者閱讀的慾望。這種在閱讀習慣的差異，讓閱讀者的選擇很即時且多元。

如同黃國珍提出的觀察，以前在書籍上的閱讀是「線性式」的，但現在數位平台上的訊息多是讀者自行建構的結果，是「多路徑」的搜尋與理解，在頭腦裡比對與反思後才真正「完成」。當我們認為讀書必須重思辨、不能灌輸標準答案時，透過新形態的模式或是結合數位工具，才能在完整的故事情境中探討概念，在過程中讓學生的先備知識得以快速建立。

★閱讀是能力，也是工具

「台灣面對未來最大的作戰，絕對是閱讀。」蔡淇華指出，如果要理性面對未來，閱讀是我們最大的護城河，必須從學校與出版方面開始推廣。究竟未來的閱讀會呈現什麼面貌？本次對談針對閱讀的內容與形式、教學現場的人力養成、出版與社會形態、數位環境與傳播等不同面向來探討，發現在未來的閱讀情境會愈來愈複雜，而這種改變正在現實生活中發生。

經過這一次疫情，胡金倫完全相信「環境會改變閱讀」。雖然實體書店在三級警戒後受到滿大的影響，但疫情趨緩時也能看見書店內逐漸出現的結帳人潮，博客來等網路書店的銷售也有上升的趨勢。因為大家在面對疫情時太過恐慌，急著去轉移心中的焦慮與注意力，所以在網路上的活動會更加活躍，這也是閱讀轉型的一個新契機。

胡金倫大膽地想像，「未來的知識有可能變成一個程式，連透過閱聽的感官過程都不需要」；而廖冠智也提到數位環境就像是第二個世界，建構出雙重的真實。「閱讀不會消失，會成為新的面貌。」經過精采的討論，黃國珍為這次對談下了一個最適切的總結。藉由閱讀，我們可以學習知識，同時了解我們的生活情境。如果將閱讀視為能力，則會衍生出更多的發明；如果將閱讀視為工具，則會隨著時代而演進。無論環境如何，生活還是會持續下去，閱讀還是會繼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