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月今人舊時光:董橋的文學寫作與收藏

2021-08-12
作家
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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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董橋先生,因為擔心遲到,結果反而到的早了,遂往鄰近公園裡看花看鳥消磨,打算接近約定時間方至「舊時月色樓」。書樓典雅中透露出明顯的古舊情懷,想起張愛玲《金鎖記》裡寫的:「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

「舊時月色樓」時光幽靜,董先生與他的書籍字畫共組一室窺不盡的寶藏。客廳窗簾半掩,牆上一幅張大千畫的蘋果,不同於張大千山水人物花卉的潑墨重彩,別有一番清歡新巧。董先生聊起長久累積的生活習慣和家庭教育及童年必然關係密切,小時候在印尼,荷蘭籍老師教鋼琴,英籍老師教英語,一個人學習得來的便是終身資產,學鋼琴不是為了成為鋼琴家,卻能自然而然對音調韻律更熟悉,他說:「文章的音韻之美,不只體現在寫詩作詞,且和彈琴是相通的。」往後的歲月裡,董橋依然每日彈琴寫書法,他認為一個人做事懂得分寸掌握很重要,父母教導子女不可能每件事都預先設想到, 原來練字彈琴融會貫通後,都是處世。

董橋先生客廳裡書房裡擺了多隻葫蘆,閒談間透露是王世襄教他玩葫蘆,王世襄的收藏多次在拍賣會中出現,引人關注,今年夏天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嘉德拍賣會,還有他二十餘件藏品,他既是著名文物鑑賞家,也是懂得生活情趣的玩家。王世襄在《錦灰堆》一書中記述他曾和一位在波士頓美術館中結識的俄裔文物專家爭論中式冷碟與俄式小菜風味何者為勝,爭論當時沒能分出高,三十多年後,王世襄在家中自製中式冷碟招待了來訪的俄裔文物專家:「我做了南味的酥魚和羊糕,福州的炸油菜松和冬菇冒筍,北京的炒素菜絲和仿蝦米居的野兔脯,浙江的糟雞,南北都有的糖醋辣白菜墩和醬瓜炒山雞丁等。」(《從冷碟的爭論說起》,707頁)客人一一嘗過後,承認中國冷碟選材寬廣,色、香、味變化大。俄國小吃風格濃厚,卻缺少淡雅雋永的風味,有如中國山水畫和俄國古典重彩油畫的差別。董橋先生提起王世襄,我不禁想,收藏固然要有錢有閒,也要懂文化懂生活,難怪有人說王世襄既是專家,也是雜家。

午後靜謐,聽董先生說起求學時的往事,一個年輕的大男孩乘船橫越大海來到台灣,一下船,碼頭上張貼的盡是標語,那仍是戰爭未遠的年代,不禁想起董橋先生在〈書房窗外的冷雨〉一文中寫當年前往台灣讀大學時父親的叮囑,坐在書房靠窗沙發上的父親,手上捧著一盞茶,氤氳中仍隱約可見臉上的風霜,那時印尼方因排華死傷慘烈。一個雨後黃昏,藍絨底灑翠竹葉的沙發襯著窗外一叢幽篁,院中荷塘蛙鳴隱隱,更顯書房寂靜,也可見出生活細節處的講究。董橋父親擅書法,是商務印書館的南洋代理商,從小看父親收藏中國的字畫古玩,書房牆上一幅:「傳家有道惟存厚,處世無奇但率真。」透露出董家對子女的期望,董橋文中描寫:「朝南花格回窗兩側整整齊齊立著一對烏木玻璃書櫥,小時候父親一出門,總是偷偷翻遍櫥裡的舊書和存畫,宋代花鳥明人山水清朝碑帖自忖都可以閉著眼睛臨出來。」

昔年印尼書房裡17歲的年輕小伙,如今已80,董橋先生曾經在文中這麼說:「我在印度尼西亞成長,17歲回台灣讀書,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檔案裡的紀錄是印尼僑生,台灣老一輩人口中我是南洋華僑。」他認為說南洋,而不說東南亞,是民國老派的說法,原來舊時痕跡處處可見,而這些名詞意味的不僅是兩種說法,牛油果和酪梨是同一種水果,只是說法不同,但南洋和東南亞的說法不同,卻可能是兩種歷史價值與情懷。董橋從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研究多年。曾任《今日世界》叢書部編輯、香港美國新聞處編輯、英國廣播公司節目製作、《讀者文摘》中文版總編輯、香港公開大學中國語文顧問、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組主任、《明報月刊》與《明報》總編輯等職。2003年起任壹傳媒董事,為香港《蘋果日報》社長,直到2014年退休。

董橋先生既有傳統文人氣質,又兼具新聞媒體人身分,他說:「作家做媒體,看的東西多,面對的世界廣,對散文寫作一定有幫助。」擔任報社社長必需要考慮盈虧,怎麼把報紙賣出去,是很大的壓力,所以得找到精神上的平衡點,文學往小處說可以是人生的排遣寄託,往大處說可以是志業追求,面對難以突破的困境疑惑,承擔不同的沉重逼仄,時時思索,可能限於壓抑自溺,形諸於文字,又有不同,從無形的思想到有形可讀的文字,這一過程猶如種子萌芽茁壯,又如看似靜止的一潭水深處另有源頭與出口。董橋說作家寫作初始時腦中不該想到市場,要有自己的個性,自己的風格,不能遷就讀者。但是寫好之後,卻也不能不理市場,因為你寫出了自己的想法,還要考慮怎麼讓讀者願意看,只有讀者看了,寫出的想法才能傳播出去,但是市場其實是沒法控制的。

董橋說文人感受多,牢騷自然多,但是年紀大了得看開看透,多年前董橋接受南方都市報的訪問時談到, 他有兩個世界,一個是自己讀書、寫作的世界;一個是要應付報紙啊、社會啊、應付所有的人事問題的世界。退休之後呢,他又是怎麼看曾經擁有的兩個世界?他笑道:「閒事莫管,無事早歸。」他說65歲時發現人的看法會隨年齡改變,70歲時懂得冥冥中有一種力量,人不是單靠聰明才智或努力就能成功,他所說的人情世故重在居心,人的算計如果動機是善,那麼精於算計,也未必不好。董橋說過,他不會將收藏捐給博物館,因為博物館未必能長久珍惜保護好這些他心愛的藏品,我想唯有出於懂得和喜歡的收藏家,才能讓這些寶貴的文物完好流傳。在他的書齋裡有他收藏的全球限量12本,卡羅的《艾麗思漫遊仙境》全犢皮豪華版;還有《傲慢與偏見》初版及書中插畫原件等珍品,有胡適、張充和的字,更吸引人的是字畫裡還藏著許多故事。我不禁想起余秋雨寫寧波的藏書樓天一閣時提到,收藏家必須有超越時間的計畫,才能預先籌謀如何使自己的藏品得以保存下去。

中英文造詣皆高,名符其實的學貫中西,董橋曾在文中寫道:「多懂一種語言就像書房多開了一扇窗,可以看到外頭的景象;看人家看多了回來看你自己,感覺就完全不一樣了。」但是會不會從窗外風景一回頭,反而湧現矛盾呢?董橋說當然會啊,文學作品最重要是「真」,「沒有誠意的不可取,有些作品是表演,我根本不看。」他說,好的作品看多了,自然有領會,話應該怎麼說,文章應該怎麼寫,說到哪寫到哪可以停。文章有輕重,重是指做學問要扎實,做人要老實,而輕是指性靈,靜心看世界看人生,有所領悟也可以說得輕鬆,這是董橋對自己的要求。

董橋先生認為文人到哪都會對現實有不滿,他說:「如果真覺得生活美好,就寫不出東西了,有時就是要從格格不入中才能淘洗自己的心情,沉澱出如何處理面臨的問題。」他曾在文中稱台北是中國文學的後花園,如今他說年輕的一代起來,台灣自然會有改變,但是很多舊的東西並沒有消失,還是找得到。董橋說自己小時候雖然在印尼生活,卻是看著許多屬於民國時期的長輩,這些美好有一點發霉的氣韻,像是以前胡適、林徽因、陸小曼,(說到陸小曼時,董先生特別讚許陸小曼的畫很好),晚一點的張愛玲,去到台灣的溥心畬、張大千、梁實秋,還有林海音、林文月等,民國的優雅與美好是傳下來了的。我有點訝異董先生用發霉來形容懷舊的美好,他說發霉需要時間需要環境,需要特定因素,雖然民國不見得全是好的,但讓他感到親切,這懷舊中帶有傷感,所以有時他寫作刻意追求舊。在擺放許多舊書老字畫的書房,我懂了「霉」其實是一種生命,那氣味來自歲月,釀出沉靜,像一罈醇酒。

董橋先生的近作《文林回想錄》述及與許多作家文人的交往,他說:「人不同,成就不同,都給予我不同啟發,有些我學習對方做學問的態度,有些則是如何處理文字,光是讀和寫這兩點,已經讓我感激。」書的自序中他這樣寫:「文字結緣,命裡注定,每每回想,心生歡喜,也生惆悵。前輩同輩處處照顧,不吝提點,當然歡喜。聚散無常,謦欬苦短,忘年的深交一個轉身竟成追憶,能不悵惘?」歡喜出於珍惜,惆悵又何嘗不是?2020年因為病毒引發的疫情,使得人們的日常不得不改變,家居避疫,董橋重閱舊日書信,他說彷彿故人重逢。自序最終套俞平伯的話:「回頭一看,真有點兒像『舊時月色』了」。

董橋認為中國情懷八九是文化概念,幾乎完全可以不牽涉政治意識。他拿出一件紫檀古物,上面是劉墉寫蘇東坡的詩:「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青李。秋蛇春蚓久相雜,野鶩家雞定誰美。」我望著那細緻美麗的筆筒,想像它曾經被安放在案頭,方才在公園裡還看見一株紫檀,樹齡估計百年,高近二十公尺,原來紫檀的生長與留存各具姿態。

告別之前,我們隨意聊起吃食,董先生說台灣菜好吃,因為疫情許久未能去,但是平日家居飲食呢,董先生笑道自己生活其實很刻板,數十年來早餐就是煮雞蛋、Ham和吐司,一杯奶茶,如果是咖啡還是無咖啡因的。我想起方才說的彈鋼琴和寫書法,日日彈日日寫,持之以恆的修為,所以長久以來的才學與廣博,其實和自制有關,是家學淵源造就的情致,也是修養人生凝鍊的通達。李白有首詩,我很喜歡:「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舊了的原不是月色,而是歲月,是心緒。

 

編按:2021年5月6日下午,由台北市文化局主辦,文訊雜誌社承辦的「2021台北文學季‧國際華文作家」單元,特委託於香港任教的台灣作家楊明,至董橋府上專訪,記錄董橋關於媒體身分、文學表現、閱讀與珍藏的珠璣話語。